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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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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帕特·拉伊曾经会见过卡达尔党的成员，他拒绝跟他们合作，理由很明显：第一，拉伊反对用暴力手段彻底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他认为这完全是浪漫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只会使印度陷于更大的灾难；他不赞成印度完全脱离英国，主张用和平的方式争取印度在英联邦内实现自治。第二，他反对卡达尔党人和德国建立联系并接受德国的帮助。莱帕特·拉伊生气地警告史沫特莱，不让她和卡达尔党人在一起。史沫特莱从未到过印度，对印度的国情毫不了解。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她越来越信服卡达尔党的观点，她不听拉伊的劝告，认为拉伊只代表印度的上层阶级和地主。她也像达斯和高斯那样满腔热情而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她只知道，卡达尔党人是被从自己的祖国土地上驱赶出来，浪迹世界各地的志士，他们在绝望的深渊中挣扎着、斗争着。史沫特莱认定他们的目标是正义的，她并不认为他们的做法脱离实际。她当了达斯和高斯策划武装斗争的纽约代理人，把她在纽约威弗利普莱斯的住所作为卡达尔党人聚会的场所和书信往来的传送站。 史沫特莱认识的印度人多了，家里也经常有印度人来来往往。人多了什么样的都有，有时候就免不了产生一些麻烦。按照印度的传统观念，一个女人，只有当她嫁了丈夫，用上丈夫的姓，称为某某夫人的时候，才会在社会上被人承认。史沫特莱是个离过婚的独身女人，一个开放的、纵情的美国女人，而且是这个群体中惟一的女人。于是史沫特莱有时候会受到一些无聊的同伙的骚扰。这使她很烦恼，也使她悟出了一个道理，原来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并不是互相等同的一码事，即使民族获得了独立，也还不等于妇女就获得了解放。妇女的解放是更加任重道远的问题。 史沫特莱虽然和莱帕特·拉伊在观点上和行动上有着很大的分歧，但她仍然十分尊敬拉伊，把他当作父辈，感到跟他在一起没有任何压力，不像跟她那些中产阶级朋友在一起那样拘束，那样自惭。史沫特莱具有把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的博大胸怀，可以说是从莱帕特·拉伊的影响开始的。 卡达尔党的活动受到了美国军事情报官和移民当局的注意，他们开始截留和检查高斯和达斯的信件。史沫特莱的住所也受到了便衣警察的监视。 1918年3月19日，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天昏地暗，警察闯进了史沫特莱的住所。因为他们认为，此地已经成为处境危险的印度人的联络站和避难所，还可能藏有秘密信件和名单。军事情报官和司法部的人毫不理会史沫特莱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强烈抗议，把她的住所翻得乱七八糟，接着就把她带去审讯。便衣警察在她的公寓附近监视了两天以后，抓到了从旧金山回来的高斯。 史沫特莱被单独囚禁起来，经常提出去受审讯。很明显，官方的目的是要得到一个记载着卡达尔党人秘密通信名单和黑色的笔记本，而这个笔记本正是由史沫特莱保管着。 史沫特莱后来在《大地的女儿》中记下了当时的过程和感受： 里面的一扇门终于打开了，经过室内走廊我被领到一间长长的房间里去。我说了姓名，父母何人，国籍。不，我不是德国出生的，我父母也不是。十分，十分肯定。我父亲有印第安人血统，我母亲也是老美国了。从印度来的印度人？不是，是美洲的印第安人。 别的人进来了，带着我房间里的一切东西——我的书，衣服甚至脏衣服。我看着他们，一言不发。他们把书摞起来，成了一小堆——我恐惧地发现其中有我那黑色笔记本。 我瞥了这房间一眼——一个吃得很肥的男人，角落里的英国人，薄嘴唇的审问者，然后看了看桌子上的黑色笔记本。我又坐下了。 “对了，慢慢来，然后谈谈。”其中一个人说。 我抬头看了看。“别麻烦我，我跟你们无话可说。” “年轻的女士——这是战时，跟美国玩游戏是很危险的！” “美国？我就是美国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并不比你的那一部分来得少——比角落里那个英国口音的德国人多得多！” “你要无礼，不会对你有好处！我知道你自以为了不起，保护那些跟你在一起出出进进的黄狗。” “黄狗？” “亚洲佬——你知道我的意思。” “什么亚洲佬？” “这里是你前几天写给高斯的一封信，告诉他怎么从这个国家逃出去。你知道他是犯了法的在逃犯！你作为公民的责任是报告警方，这个人在哪里？” 我注意角落里的英国人——我作为公民的责任，真是！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回答。 “你在说谎！我们可不想同一个德国间谍浪费时间！” “你说谁是德国间谍？你说！你们才是肮脏的英国间谍！” 夜里，史沫特莱躺在冰冷的铁条床上发抖。天好像永远也不会亮起来，她的思绪集中到那本黑色的笔记本上：要是他们发现了笔记本的内容，后果将会不堪设想，同志们就得认为是我出卖了他们！ 史沫特莱被囚禁在曼哈顿的托姆斯监狱。一个个排成一行的极小的铁格子窗子就像一块块墓碑，整座监狱就像层层叠叠的坟场，阴森得叫人毛骨悚然。“托姆斯”这个词，就是“坟墓”的意思。 史沫特莱在牢房里和四位女难友朝夕相处，出狱以后，她根据自己在狱中的生活体验，创作了短篇写实小说《铁窗难友》，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四位女难友的形象。在史沫特莱笔下，监狱生活反映出人生百态，是当时美国社会生活的缩影。《铁窗难友》后来发表在美国社会党的机关报《召唤》上，被认为是史沫特莱最成功的文学作品之一。 四位同监女囚都是来自社会底层，奈丽为生活所迫沦为娼妓，她因为用榔头敲了一个男人的头而被关进监狱。审讯她的道貌岸然的法官正是她的一个“客户”，她当庭给了他一顿辛辣而幽默的揭发。法官判处她缴纳一笔罚款，奈丽执意要那位法官替她付钱。奈丽每天在监狱里嬉笑怒骂，什么话都敢说，“她把满腔怒火都化为诅咒的暴风雨，向着男女看守和典狱官劈头盖脸地泼去”。奈丽对史沫特莱说：“你是个好人，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方来？我觉得你是对的，我也曾是个好姑娘。”奈丽出狱的时候，没有人来接她，她破旧的皮鞋在水泥过道上咯咯地响着，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再次向黑暗险恶的社会走去。 梅是一个48岁的妇女，为了一个心爱的男人，成为职业的伪造文书的罪犯。她年轻时当过演员，后来年纪大了，只好到工厂去做工。史沫特莱问她： “你为什么不留在工厂里干下去？”她回答：“你到工厂去干一阵子就会明白了。”除了伪造文书她什么也干不了，难道上街去拉客？她老练地告诉史沫特莱，监狱方面一定会在她这种政治犯身边安排一个暗探，以便从她嘴里套取情报。为了嘲笑史沫特莱的幼稚，她说，她本人可能就是暗探。梅是一个被罪恶的社会扭曲了善良本性的女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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