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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在倾向社会主义的查托的影响下，史沫特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进一步加深了，对德意志民族和印度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有了系统的了解。她与一位著名的进步女版画家成了好朋友，这就是凯绥·珂勒惠支，后来史沫特莱把她的作品介绍给鲁迅，鲁迅又热情地把她的作品介绍给斗争中的中国人民。史沫特莱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初次会见也是在柏林时代，以后她和尼赫鲁的友谊一直长时间地保持着。这时的史沫特莱，已经悟出了西方工人运动与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系，她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更广大的东方，转向受压迫的东方大国——中国。她开始研究中国历史，这是她日后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基础。

　　1921年3月下旬，查托带领14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其他印度人士以及第三国际代表讨论印度民族运动的方向问题。史沫特莱也是代表团的成员。

　　当时，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正处于极端艰难的时期，国内的反革命叛乱和西方国家的武装干涉使苏维埃俄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史沫特莱在莫斯科街头看到一群群的流浪儿童在闲逛，人民的苦难使史沫特莱感到痛心。她说，这里人们的生活已经下降到最低水平，要是再往下降，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史沫特莱虽然在理论上承认无产阶级政权在巩固阶段实行暴力专政的必要性，但一接触到现实，尤其是得知她的朋友，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在苏俄受到软禁，她的认识就发生了动摇。她给弗洛伦斯·伦农写信说：

　　监狱里挤满了革命中战斗过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伯克曼之所以没有被关进监狱，仅仅由于他们是国际上知名的人士，但是他们也被软禁起来了……如果我被驱逐出境，被监禁起来或者发生其他事故，我在这里会吵得他们六神不安。

　　史沫特莱确实是个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干的人，她特意去看望了被软禁的埃玛·戈德曼，这样做需要有不顾自身安危的勇气。戈德曼对此十分感激，她们之间建立起了更加深厚的友谊。

　　代表团的工作进行得不顺利。他们一到莫斯科车站，就遇见了刚刚在塔什干成立的印度共产党的领袖M.N.罗伊和阿巴尼·慕克吉。两个代表团政见不同，在会议席上各不相让。他们意见分歧的实质在于优先考虑哪一个问题：是反英斗争呢，还是在印度掀起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呢？查托的印度革命委员会代表团赞成前者，他们要求把一切反帝组织，不论是共产党的还是非共产党的，结成统一战线向统治印度的英国殖民主义展开斗争。柏林来的代表都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第三国际的成员，他们要求首先为印度争取民族独立，他们愿意与其他人士共同努力以达到这个崇高的目的。但是罗伊雄辩地反驳了这种统一战线观点，他认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必须牢牢地掌握在目前尚在襁褓中的印度共产党手中，他强调要把印度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以确保民族运动的社会主义方向。罗伊提交了一篇斥责殖民主义的著名论文，深受列宁同志的赏识。

　　史沫特莱和查托回到柏林，德国政府在英国政府的压力下开始进行把他们驱逐出境的活动。他们虽然最终没有被驱逐，但成了非法居留者，被迫过着非常艰难而又充满危险的流亡生活。德国警务人员和英国特务追踪盯梢，随时随地找他们的麻烦。为了进行反击，他们俩和他们的同志们搞起了一个叫印度情报局的组织，希望通过这个机构加速印度独立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为了筹办这个情报局，查托变卖家产，把稍微像样一些的家具都卖掉了。

　　警务人员经常闯进查托和史沫特莱的家，翻箱倒柜，胡乱折腾。他们只好带着随身行李到处搬迁，他们实际上已经没有家了，白天不知道晚上会在什么地方过夜，往往是在情报局里工作到深夜，然后出去随便找一间便宜的旅馆住下。英国特工人员直接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公开警告查托“当心点”！随时有可能发生种种可怕的事情。

　　有一次，英国特工人员用药麻醉了查托，然后把他塞进汽车行李箱，打算把他送出德国国境。幸亏有个机灵的边界警卫员发现，这个阴谋才没有得逞。

　　还有一次，史沫特莱、查托和几个朋友在一家伊斯兰餐厅里喝巧克力饮料。喝完不一会儿，查托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醒过来以后，呕吐不止，请来看病的内科医生说这是砒霜中毒。

　　颠沛流离，惊恐万状的生活损害了史沫特莱的健康，她精疲力竭，得了风湿性的心脏病，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好容易出院回了家，又每时每刻都处于英国特务的跟踪监视之中。

　　最使史沫特莱情绪沮丧的是她和查托的婚姻出现了裂痕；这裂痕越来越深，达到了无法弥合的地步。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是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要真正地相互融合，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查托不仅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家族也是社会地位显赫，家族的成员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查托是印度孟加拉具有高贵血统的婆罗门望族书香门第的长子，他的父亲阿贡拉纳什·查托帕迪亚雅是海得拉巴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当过海得拉巴大学的校长，被英国政府强令退休并遭到软禁，19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去世了。

　　查托的大妹妹萨罗吉尼·奈都夫人是个女诗人、政治家，是印度国大党的重要人物，50年代曾担任过西孟加拉总督。弟弟希兰德拉纳什既是诗人，又是演员，还是著名的电影导演和剧作家，活到本世纪80年代才离世。出身在这样一个人才辈出、赫赫有名的婆罗门世家，受过完整的传统教育，能说几国语言的查托，很为自己的出身和家庭自豪，他热爱祖国，投身民族解放运动，甚至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但是在他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深层，传统的婆罗门贵族观念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查托的家族包括他自己，最终肯定无法接受史沫特莱这样一个出身于美国默默无闻的劳动者家庭的女人。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这部作品里曾经这样分析她和查托的关系：

　　我和查托共同生活的开始，就是两个时代、两种文化的结合。我是一个美国劳动妇女，不正常的商业文明的产儿。他是一个印度望族的子弟，具有玄奥、高雅的婆罗门思想，再加上英国的古典正统教育。虽然他恨英国的一切，但更鄙视以金钱衡量一切事物的美国资本主义。他的思想是现代的，但他的感情却深深扎根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之中。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爱情在这种冲突面前也变得无能为力。他们都陷于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无力自拔。他们有共同的革命理想，愿意以共同的事业而不是以生儿育女作为家庭生活的基础，贫困的生活和险恶的环境都不能磨灭他们的爱情的光彩；但是归根结底查托仍然要按照东方传统的家庭观和妇女观的准则去衡量史沫特莱，要求她像传统的东方妇女一样具有驯顺、贞洁的品质，而这正是史沫特莱所不具备的。他不能容忍他的妻子在跟他结合以前跟别的男人有过性关系，至于他自己结过两次婚，也有过情人，按照东方传统观念，这是不需要计较的。

　　印度民族主义团体中的成员都是男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查托的观点完全一致。于是就有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制造一些流言蜚语，说史沫特莱在纽约时男朋友众多，难免跟其中某些人上过床。查托很生气，就用“别的男人不要的剩余物资”这样的话来侮辱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反唇相讥：你不也是别的女人不要的剩余物资吗？况且查托和他那位爱尔兰妻子并没有正式离婚。后来史沫特莱在上海知道了“姨太太”这个词，回想起和查托在一起的生活，自嘲说，当时我不过是充当了一个“姨太太”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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