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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聚会结束，客人陆续离去时，史沫特莱又站在门口警惕地向四周瞭望，直到最后一个客人离开了餐室，她才和朋友们一起把鲁迅护送回家。

　　1932年间，史沫特莱把她关于中国的新旧作品整理汇编成一本集子，这就是1933年出版的《中国人的命运》。史沫特莱紧接着着手整理江西苏区的材料，准备动手写她的新著《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二八”事变以后，史沫特莱感到在上海已经无法静下心来写作，莫斯科一家出版社同意预付这本书的稿费，邀请她到苏联去写作。于是史沫特莱在1933年6月到了苏联，在高加索的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院住了一个夏天，然后又到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在苏联一直住到1934年4月，写完了《中国红军在前进》。

　　在列宁格勒，史沫特莱与查托重逢。原来德国纳粹党执政以后，查托就离开柏林到列宁格勒定居，在列宁格勒人种志学研究所工作，娶了苏联妻子，现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将要出世了。史沫特莱的心情是平静的，她知道，她生活中那痛苦的一页永远结束了。

　　以后，史沫特莱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和父亲弟妹作短期的团聚，1934年上半年重又回到了上海。

　　史沫特莱回到上海以后，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住在鲁迅家里，受到鲁迅和许广平的热情接待。许广平把二楼儿子海婴住的房间腾出来让史沫特莱住。史沫特莱每次出外回来，走到弄堂口，都要机警地前后张望，确信没有特务跟踪，才疾速拐进弄堂，飞快地进门，冲上二楼。幸亏一直都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事实上，由于鲁迅的声望，国民党特务不敢轻举妄动，使史沫特莱免受骚扰。

　　在鲁迅家里，史沫特莱有更多的机会与心中最敬爱的导师促膝长谈。他们谈得最多的是文艺和政治。

　　有一次，鲁迅对史沫特莱说，他想以自己的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也有以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为题材写一部作品的打算。对前者，是无暇顾及；对后者，是没有亲身体验。而没有亲自体验要写好这么重大的题材，鲁迅认为，这是办不到的。他惟一能够做到的，也是惟一应该做的，就是致力于既具有政论性又具有文艺性的杂文的写作。

　　史沫特莱说：“您的政论性杂文要译成英语几乎是不可能的，您常常引用中国历史最黑暗时期的人物、事件和观念，这些杂文简直是隐喻和典故镶嵌而成的艺术品。”

　　鲁迅听了，意味深长地说：“不，我对屠杀无辜的暴行深恶痛绝，我只能把我的杂文变成匕首投枪，而不是供人欣赏的艺术品。”

　　1935年底，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由于国民党封锁消息，上海一般人很晚才知道。史沫特莱通过国外电讯知道得比较早，她把消息告诉鲁迅，建议拍一个电报去表示祝贺。鲁迅同意，亲自草拟了给毛主席的贺电：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茅盾问电报如何发出，鲁迅说：

　　“交给史沫特莱，让她去办就是了。”史沫特莱通过第三国际把电报从法国转发到延安。

　　1935年下半年，鲁迅的肺结核病越来越严重。史沫特莱看到鲁迅身体消瘦，脸色枯黄，心里非常着急，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举行十月革命节庆祝酒会的时候，史沫特莱和宋庆龄、何香凝、茅盾在一起谈起鲁迅的病，大家都觉得上海的文坛纠纷使鲁迅心情不舒畅，医疗和生活条件也不好，主张鲁迅到苏联去养病。苏联领事馆也答应安排一切。鲁迅不愿意去，说出了国就和国内隔绝了，连报纸也看不到，目前国内的斗争那么复杂，出国不是逃避斗争吗？况且他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大病。史沫特莱说她有一位美国朋友和一位德国朋友，都是肺科专家，可以请他们来给鲁迅看病。鲁迅说，他一直由日本的须藤医生诊治，一旦又请别人，这是对不起须藤的。

　　直到1936年4月，冯雪峰从陕北回到上海，和茅盾一起说服了鲁迅，才叫史沫特莱马上去请美国的D医生。D医生来了，首先问：“病人懂几国语言？”史沫特莱说：“日语很好，德语可以看书，不懂英语。”D医生说：

　　“那么我们就用英语交谈吧。”为的是不让鲁迅听到病情。

　　听诊以后，史沫特莱问病情怎么样，D医生说：“很严重，恐怕过不了年。”

　　史沫特莱听了，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转过身去掩面啜泣。

　　“亚洲人对疾病的耐受力太强了，”D医生又说，“要是欧洲人，五年之前就死掉了。”

　　史沫特莱求D医生想个办法。D医生说，鲁迅不仅有肺病，还有其他多种疾病，需要详细检查。他建议找一个设备好的外国人办的医院，开个病房，由他诊治，只借用医院的设备。如果病人同意，马上就可以办。大家把病情严重的话瞒过鲁迅，只悄悄对许广平说了。对鲁迅只说要住院检查。鲁迅说：

　　“你们不要骗我，我知道病情严重。我看见史沫特莱哭了。唉，她真是太感情了。”

　　鲁迅不同意去住院，到了七月，病情却渐渐好转起来。到了十月，鲁迅突然病发去世了。

　　鲁迅去世时，史沫特莱没有在他身旁，她已经去了西安，准备到延安去，但是她的名字仍然列在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上。

　　后来，有人问史沫特莱，在中国谁是对她影响最深、最受她尊敬的人，她毫不犹豫地说出了鲁迅的名字。

　　“在我身上，激励着我的精神力量的鲁迅，已成为我人生的路标。我从这位伟大的作家那里所感受到的一切，将铭刻在我心中直到永远。”

　　1946年，史沫特莱在美国接待了访美的中国作家老舍。老舍向史沫特莱详细地叙述了鲁迅逝世时的情况。鲁迅下葬那天，三万多上海工人、学生、作家、美术家冒着被枪杀的危险，默默地跟在灵柩后面。也许是碍于葬礼主持人宋庆龄的威望，便衣警察不敢有什么行动。葬礼以后，老舍组织了有40多位作家参加的追悼会。那天，警察和特务就动手了。当警察署长驱车前来命令众人解散时，便衣警察和特务一个个满面杀气，站了出来。参加追悼会的除了作家，还有许多青年学生，大家站起来，手挽着手，毫无惧色。警察署长掏出了手枪，老舍马上挡在枪口面前，冲着他大声喊道：“你要开枪，先打我好了！”为了大家的安全，老舍只好哀求大家今天先回去。在使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之中，人们只好怀着悲愤的心情默默地散去。

　　老舍无限惋惜地说：

　　“鲁迅生前，我从未与他见过面，因为我没有去敲像鲁迅这样伟大作家的大门的勇气。”

　　上海虹口公园里的鲁迅墓，墓碑上有一个圆形的框框，里面刻着鲁迅的浮雕像。史沫特莱的心又飞回了她与鲁迅共同战斗过的地方，可惜她再也没有机会回到那儿去。她保存着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是1933年2月萧伯纳访问中国时，在宋庆龄家的花园里照的，上面有鲁迅、宋庆龄、萧伯纳，还有史沫特莱。她穿着一件深色滚边的中国旗袍，稍稍低着头坐着，显得有点拘束、羞怯。她还记得，当时萧伯纳风趣地对鲁迅说：

　　“他们称你为中国的高尔基，不过，你比高尔基英俊。”

　　鲁迅微笑着回答道：

　　“等我再老一些，我会更加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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