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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这时候一幕不该发生的悲剧发生了。温施大夫来到西京招待所，受到士兵的阻拦，他说他与人有约，必须进去，强行挤过门口的士兵，推门而入。士兵竟向他开了枪，温施大夫当场就倒下了。谁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突如其来的悲剧。史沫特莱惊呆了，她立即与中共地下党员、杨虎城的高级参谋王炳南取得联系，请他马上来处理这件事。温施大夫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当初他听从史沫特莱的建议来到西安，以张学良的牙医的公开职业为掩护，向红军输送药品和医疗器材，走上了把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的艰辛的道路，他是为中国人民作出了贡献的。史沫特莱和王炳南一起在城郊的一座小山上埋葬了温施大夫，她心里充满了悲伤，蓝灰色的大眼睛里泪水盈盈，额上和嘴角绽出了痛苦的皱纹。温施大夫的遭遇使她更加明白了自己所选定的生活道路是多么严峻。

　　西安街头，张、杨部队和蒋介石的卫队不断发生武装冲突，还有刚被释放的受伤的红军俘虏，街头到处有人在流血，到处可以听见呻吟声。从12

　　日开始，史沫特莱就带上军事通行证到街上进行急救工作了。她工作了整整一个星期，这是一段既艰苦又充满危险的经历。后来她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了自己当时的感受：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一个星期，我是奔走于街头的战地急救员。有许多事情要干，教会医院给我绷带和裹伤用的软麻布，遇到难题时，医院教给我相应的急救知识，还带我到病房教我如何护理伤员。招待所经理给我一小瓶法国白兰地，我自己买了酒精、碘酒和其他急救药品。曾有一次，我在街上护理30名杨虎城的士兵。在这条街上，曾发生过意外事故，有18人死亡，其余人受伤。为了找水，我敲开商店的大门。当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商人门口时，他们照例是不闻不问的。

　　此后，当400名政治犯被释放时（他们全是红军和红军家属），我成了他们惟一的医护人员。300名红军中，有100人是伤员——有人带着从未治疗过的、有致命危险的旧伤，有的伤口正在化脓，有的腿上形成溃疡，许多人光着又大又硬的脚——由于在冬季雪地里行军和战斗而变得肿胀和血迹斑斑的脚。我给他们洗脚，给伤口消毒、包扎——然后返回教会医院请教对某些伤口的处理方法……在把这些伤员转移到医院之前，我必须充当他们的医生。红军政治犯中，有54名妇女和40名男孩，我每天去照顾他们。所有这些人几乎都是贫穷的农民，有的还是奴隶。

　　我为他们服务的这段时期，我总感觉到自己正走在人类历史上最悲惨、最可怕的走廊里。这些一辈子除了受奴役便一无所知的农民和奴隶，没有床，没有任何被褥，躺在冰凉的石头地上，身上带着没有处理过、尚未愈合的伤口，双脚又大又硬，满是血污——不，我永远不能忘记这种悲惨的情景，我会把它带进我的坟墓。多少年来我都在写红军，而我第一次亲身接触到的红军就是这些农民。他们不了解我。我敢肯定，我是他们见到的第一个外国人；我穿的是羊毛衣、皮大衣、皮帽、温暖的长袜和皮鞋。我无法与他们交谈。最初，这些人以敌意的眼光看着我，许多人向后退，对我皱眉。当我给他们洗脚，包扎伤口时，我不知他们作何感想，也许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发了疯的洋鬼子。

　　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蒋介石的消息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陕北根据地的红军和老百姓更是又意外又兴奋，大多数苦大仇深的战士和群众主张杀蒋报仇。有人半夜里去敲毛泽东的门，嚷道：“把蒋介石这老小子押到保安游街，让老百姓都看一看，然后毙了他！”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乘机把持大权，一面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西安，扩大内战；一面更积极地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策划更大规模的卖国投降活动。

　　宋子文和宋美龄是亲英美派，担心亲日派扩张势力，宋美龄更担心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他们反对运用武力，主张用政治手段使张、杨放回蒋介石。党中央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认真分析了西安事变可能有的两种前途：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御侮，利用蒋介石仍然存在的一定的威望和号召力，团结各阶层人民一致抗日，使中国免于灭亡，这是好的前途；公布蒋的罪状，然后处决之，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反而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内战，为日本制造灭亡中国的有利条件，这是坏的前途。为了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共产党必须排除万难，力争好的前途成为现实。

　　扣留蒋介石的第五天，张学良派刘鼎乘飞机到保安接周恩来。在机场上毛泽东主席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深情地嘱咐道：

　　“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时候都望着西安。西安很复杂。你们这次去，担子可是不轻噢！”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他们会拥护我党的主张的。”周恩来对此行充满了信心。

　　周恩来作为中共谈判代表到了西安，张学良盛情款待，安排周恩来住在金家巷张公馆东楼。周恩来向张学良详细讲述了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立场，张学良十分赞同。

　　24日，谈判开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向蒋介石提出三项要求：立即停止旨在消灭共产党的军事行动；与共产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对日宣战。经过十天的讨论，达到了一项包括六点内容的协议：

　　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

　　二、改组南京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三、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谈判结束以后，张学良在圣诞节那天把蒋介石护送回南京。

　　西安事变期间，史沫特莱当了张学良将军总部电台的英语播音员，成了一个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她每天晚上从张学良的司令部对外进行40分钟的广播，扼要地阐述当天西安事变的变化和发展，双方谈判的进展情况，也谈她和张学良、杨虎城的会见和她对这两位将军的印象。报道的内容客观、翔实，而且准确、生动。史沫特莱不善于外交辞令，对事件往往作一些具有个人风格的尖锐的评论。

　　史沫特莱的合作者是年轻的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贝特兰在英国牛津大学毕业以后，获得罗德旅行奖学金到中国学习汉语，研究中国文化。贝特兰结识了埃德加·斯诺，开始为英国报纸写稿，报道日军的入侵、学生的抗日运动以及共产党人经过长征转移到西北的情况。西安事变以后，贝特兰放弃了在北平从事学术研究的机会，决心到西安去看个究竟。他和一位中国朋友在一起，乘火车，搭军用卡车，甚至还骑驴，走了11天，于12月27日到达西安。贝特兰的播音风格和史沫特莱迥然不同，他努力模仿纯正的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的声调，尽力使自己的声音不带主观感情。因此贝特兰一开始并不喜欢史沫特莱，史沫特莱也不喜欢他，甚至怀疑他是个英国间谍。贝特兰写过一段文字，回忆与史沫特莱的初次见面：

　　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迈着大步从走廊走过来。她个子不高，身体壮实，短发，棕色的饱经风霜的脸，两眼距离很宽，眼神坦率……她声音粗哑，听上去似有敌意。她身穿一件红色紧身羊毛上衣，褐色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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