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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延安除了鼠害，虱子也为害甚烈，老百姓和战士身上都长虱子，休息的时候就一边晒太阳一边解开衣服抓虱子。大家习以为常，风趣地把虱子叫做“革命虫”。史沫特莱很为这事着急，有一次做完了报告，就幽默地再说上几句：“我还要说几句话，就是我不赞成大家‘革命虫’的讲法。确实，这是环境艰苦造成的，越苦越累它越伴随你。但是，我劝大家仍要注意清洁，要讲卫生，因为这关系到每个革命战士的健康，关系到部队的战斗力！”她讲了以后，大家都忙着晾晒被褥，烧水洗烫衣物，展开了除害灭虱运动。

　　史沫特莱还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图书管理员，她负责扩充延安新建的鲁迅图书馆的外国文学书籍，她把纽约的《新群众》杂志介绍到延安，这本既有鲜明的政治内容又有图片的杂志，很受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欢迎。

　　史沫特莱关心着延安的医药卫生情况，想方设法托各方面的朋友向延安运送医疗器械和药物。她和毛泽东同志联名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函呼吁，希望派医疗技术人员到中国，促成了诺尔曼·白求恩的中国之行。她还和朱德同志联名写信给她的老朋友、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请求派遣援华医疗人员，印度派了以柯棣华大夫为首的五位医生来到抗日战争前线。白求恩大夫和印度医疗队为中国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之中，也凝聚着史沫特莱的心血。

　　史沫特莱到处奔忙着，而每天夜晚，她窑洞里的灯光总要亮到深夜，她那简便的手提打字机嘀嘀嗒嗒地响着，她在整理采访朱德的材料，准备动手写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

　　史沫特莱整天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奔波操劳，她老是爱说这样一句话：我一直忘记了我不是一个中国人。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自己的住处会见了她，回答了她提出的关于中日战争和西安事变的问题。当时，毛泽东住在凤凰山麓城隍庙砭的一个依崖凿成的石窑中，石窑坐西向东，有些潮湿。在这个简朴的石窑中，人民领袖和史沫特莱侃侃而谈。

　　毛泽东同志对这次谈话非常重视，在3月10日给斯诺写信时附上这次谈话的记录稿。信中写道：

　　斯诺先生：

　　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

　　我同史沫得列（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此问健康

　　毛泽东

　　1937年3月10日于延安

　　3月16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刊登了这次谈话的要点。

　　3月，史沫特莱搬到了一个新的住处。这是一排五孔坐西向东的土窑洞，位于凤凰山半山腰上（现在的门牌是延安市凤凰村居委八号）。北起第一孔住美籍医生马海德，第二孔和第三孔是前后窑，中间有门相通。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吴莉莉住第二孔，第三孔住警卫人员。其余两孔窑主马玉英家自己居住。据马玉英的儿子马志刚回忆，史沫特莱在这里居住时，在窑前的院子里种了许多花卉，如波斯菊、海芽，还种了西红柿和西瓜。她种的西红柿个大味美，收成之好，羡煞周围的农民。

　　史沫特莱是一个热爱生活、感情丰富的女人，她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献给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她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自己的个人生活。但是，她在延安却有了一个“家”。这个“家”的成员是她的年轻的警卫员和她收养照顾的一个11岁的男孩，加上她自己。警卫员老是生病，小男孩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44岁的史沫特莱像母亲照料孩子一样照料他们，在他们身上倾注了全部母性的感情，自己也从中享受到了从未享受过的温馨和幸福。

　　7月初，史沫特莱给美国朋友兰德尔·古尔德写了一封信，生动地描写了她在延安的“家庭生活”：

　　……我在这里有一个美国式的花园。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了各种各样的种籽：其中有葡萄、金莲花；还有蔬菜——茄子、蚕豆、南瓜、黄瓜。几个月来我铲地、锄草，现在花已开始开放——美丽诱人。到它们结了种籽，我要分送给农民，使这个地方增加花的新品种。

　　清晨我在山间漫步，穿过峡谷，一路采摘野花——燕草、桔红色的大百合、鸢尾花等等，在这里它们显得漂亮极了。然后，我骑上心爱的“云南”——贺龙在云南缴获的小马，朱德送给我的，一阵风似地驰过峡谷，翻过小山。

　　我也工作——写朱德的一生，我还养鸡鸭来吃，自己做饭。我还是我的一个警卫员的护士。他害病已有三个月，先是肺炎，以后肺弱。他是一个20岁左右的四川农民，周复一周地躺在床上，用唱歌的声音朗诵书本。现在好些了，唱起了几十首民歌和红军歌曲。我还“爱上”了一个11岁的小鬼，他是这儿最伶俐的男孩。他住在我的窑洞里，做些零星家务，还上学。我还想让另一个小鬼也来，因为他患了肺结核，需要一个母亲的照料。他曾是西安监狱里的少年“战犯”，在西安事变期间才被释放。他也是个11岁左右的四川孩子。

　　我现在这个小鬼可是个人物。在我让他盖鸡窝之前，夜里他把鸡鸭放在他的床底下。床上面有个燕子窝，里面有只正在学飞的乳燕。与我们同院住的农民养小狗和小猫，小鬼给燕子建立了一个保护国。每天他带着我的两只鸭子下河，他们三个一起在河里游泳。他收集罐头盒、钉子、绳子、匣子和我扔掉的杂志的封面，像美国小男孩一样，他用长绳子系上罐头盒给自己做了个电话。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小鬼，敢于同想欺负他的、个子有他两个那么高的少年打架。我那生病的警卫员有点像父亲般地对待他。每天帮他学习。我喜欢他的好斗。

　　换句话说，我过着一种从未梦想过的平静而美好的生活。无论是在上海还是美国，

　　我都不能过得如此自由自在，如此惬意。

　　毛泽东也经常到史沫特莱的窑洞里来，跟史沫特莱和翻译吴莉莉无所不谈。吴莉莉是上海来的大学生，延安文工团的主要演员，特别擅于扮演外国戏剧中的女主角，对毛泽东的诗词也很有研究，会依着毛泽东诗词的韵律作诗填词。毛泽东很喜欢指导她，据说还专门为她填好了几首词。毛泽东对外国的历史和现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边喝茶边聊天。毛泽东比史沫特莱小一岁。他详细询问她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

　　毛泽东问史沫特莱，她是否体验过像拜伦、雪莱和济慈这些诗人所赞美的浪漫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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