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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史沫特莱看到卡尔逊对八路军的态度是友好的,无拘无束的,开始相信了他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真诚,改变了自己对他的教条主义态度,觉得卡尔逊虽然与美国官方有联系,但仍不失为一个善意的自由主义者。她向他伸出了友谊的手。

  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不断向华北增兵,山西的形势越来越严重,八路军总部也经常转移。朱德考虑到史沫特莱的安全,要知道子弹是不长眼睛的,更何况她是一个妇女。他劝她离开山西到汉口去。史沫特莱不愿意离开八路军,她差不多是哭着说:

  “我和八路军一起度过的日子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日子。不跟你们在一起,我精神上就不得安宁。不,我不愿意在精神上死亡,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朱德不答应。史沫特莱不信上帝,但有时急了也会引用《圣经》里的话,她说:“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住哪儿我也住在哪儿,你的乡亲就是我的乡亲,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儿,我就死在哪儿并葬在哪儿。”

  朱德笑了,继续耐心地劝说:“到汉口去吧,在那里,你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医疗设备和药品供应的组织者,可以比在战场上做更多的事情,作更大的贡献。”

  史沫特莱沉默了。但当她知道卡尔逊和周立波可以随总部转移时,她又沉不住气了。她去找康克清,请她说服朱德,但朱德毫不动摇;她又去找任弼时,任弼时也不支持她。

  他们说:“去前方的人都要会打枪。”

  “我会打枪,”史沫特莱说,“我是在美国西部长大的。”

  “但你是一位妇女。”

  这一下史沫特莱火了,她冲着他们大发脾气:“又不是我想当妇女才成为妇女的。”她又伤心地加上一句,“是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

  这句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史沫特莱自己也忍不住笑了,他们当然全都是无神论者。

  圣诞节的晚上,史沫特莱和卡尔逊决定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庆祝节日。史沫特莱拿出了咖啡,卡尔逊只有一些花生。当水壶在炭火炉上咝咝作响时,卡尔逊问史沫特莱还记得哪些圣诞颂歌。她说,一首也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几首黑人歌曲,于是她唱黑人歌曲,卡尔逊用口琴为她吹奏了几首她喜爱的曲子。

  第二天,卡尔逊和周立波随八路军总部转移。史沫特莱别无选择,只好收拾起简单的行李,带上那部十多年来如影随形的手提式打字机,尽量装出高兴的样子,与朱德告别,到汉口去。

  1937年隆冬,天色阴沉,寒风凛冽。史沫特莱在风陵渡南渡黄河,同行的是一支从华北向河南撤退的国民党军队。一大群士兵在渡口拥挤着,几个伤兵躺在担架上痛苦的呻吟,他们只穿单衣,没有盖被子,浑身血迹斑斑,在寒风中不住地颤抖。

  “军医官!”史沫特莱用中国话对着正准备登船的一群军官大声呼唤:

  “谁是军医官?”

  “我就是。”一个头戴皮帽,身穿皮大衣,足蹬皮靴的军官走上前来:

  “尊敬的女士,您找我有事吗?您哪儿不舒服?”

  “我是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很对不起,请拿军毯给伤兵盖上,他们受了凉会并发肺炎,有生命危险的。”

  “我没有军毯,女士,”军医官漫不经心地说:“如果您有病,我给您看;至于伤兵,您就别管了。”

  “可是抢救伤员是您的责任。”

  “我对您讲过了,没有就是没有。”

  史沫特莱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忿怒,她打开自己的行李,拿出一条毛毯,又从身上脱下大衣,盖到两个伤兵身上。军医官麻木不仁地冷笑两声,登船而去。

  过了河,村子里家家关门闭户。史沫特莱一直生活在八路军中,她知道,要是八路军来了,老百姓就会开门迎接,把伤员抬进屋里去的;可现在来的是国民党军队,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风陵渡上这悲惨的一幕,使史沫特莱久久不能忘怀。

  1938年1月9日,史沫特莱到达汉口。

  在此以前,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军队在北平西南十余公里的卢沟桥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奋起反抗,揭开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序幕。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8月22日宣布西北主力红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蒋介石发表了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讲话。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成立。当时在汉口,全民一致抗日的气氛很浓,蒋介石政府对进步力量的压制稍有放松,警察特务的活动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少。

  1937年底发生的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使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力量把视点集中到了中国。第一,12月,中国首都南京沦陷,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使30多万无辜人民在法西斯的铁蹄下丧生;第二,国际瞩目的西班牙内战以佛朗哥反动政权的建立而宣告结束。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处于中心地带的汉口自然就成了到中国各个战场的外交家、外国记者和反法西斯战士的停留地和中转站。加拿大医生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前往晋察冀边区以前,在汉口停留过,荷兰进步电影制片人约里斯·伊文思来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厄尔·白劳德和弗兰克·卡普拉也来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刚刚从莫斯科来到了汉口。当时为汉口地区提供空中防卫的是苏联空军飞行大队,大队长库里申科在一次对日本空军的空战中英勇牺牲,更把汉口的抗战气氛推向了高潮。

  史沫特莱在这种激动人心的环境中变得更加精力充沛,她要充分地发挥一个非党的记者和政治活动家的作用。她作为八路军英勇抗战的见证人,一到汉口,就在许多进步团体的安排下,到处演讲,宣传八路军的战绩:

  1月14日,她向汉口《新华日报》记者发表公开谈话;

  1月23日,她应汉口青年记者协会的邀请,向中外记者介绍在八路军中采访的见闻,呼吁向前线提供援助;

  1月28日,在中国妇女团体联合会为纪念淞沪抗战六周年举行的茶会上,用平型关大捷和阳明堡战斗的战例,证明中国抗战必胜,要求国民党政府吸取八路军的经验,实行全面抗战。

  她还带着军用地图和八路军缴获的日本军刀和军大衣,在汉口德明饭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在美国海军基督教青年会和英国扬子江巡逻舰队的旗舰上,向中外记者和美英等国官兵作过演讲。

  当年听过史沫特莱演讲的中国记者曹聚仁,1962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中回忆说:

  她的报告,并不夸张八路军的兵力,或批评国共任何方面的短处。她只是描写八路军士兵的生活,反日抗战的精神。她结尾的话是,描写一个红小鬼,只有15岁,他在俯视冰天雪地的战场,横吹短笛,一片“起来……”歌声随之而起……风陵渡悲惨的一幕,经常在汉口街头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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