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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史沫特莱在美国成了一位为中国奋斗的宣传者，她自信自己代表着中国的进步力量，代表着延安和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那样的领导人。她认为自己对中国的形势是有分析的，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的，而不是像安娜·路易丝·斯特朗那样成为一名指定的发言人。她要促进美国支持中国抗日，与中国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事实上，她已经成为一位中国问题的权威人士，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

　　史沫特莱回国只有一个星期，就被邀请到波莫纳大学教师俱乐部去作演讲。那天下午，厄恩斯特和埃莉诺开车送她去。在俱乐部的演讲台上，她热情洋溢地讲了三个多钟头，她的演说内容客观，措词尖锐，充满感染力。她说：

　　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最民主的力量，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战，他们认为任何（与日本的）和谈均属卖国。但是他们并非中国惟一的进步力量，他们的军队也并非惟一的战斗部队。而我以前确曾认为如此，我支持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纲领——将封建的中国变为初步民主的中国。

　　她预言美国不久将被迫和日本直接交锋。她敦促美国政府停止向日本供应战争物资。最后，她激动地呼吁美国政府给予正在英勇战斗的中国人民以更大的支持和援助。

　　听众热烈鼓掌，情绪激昂。史沫特莱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史沫特莱已经有过无数次的演讲经历，但对美国的学术界演讲，这还是第一次。演讲之前，她一直很紧张，害怕自己讲不好，现在获得了成功，史沫特莱兴奋得有点忘形了。

　　由于紧张，她不让厄恩斯特和埃莉诺听她的演讲，只是请他们在汽车里等着。他们开车送她回家。深夜，在一条偏僻的路上汽车因为缺油抛了锚。史沫特莱的情绪依然在极度兴奋中，她发火了，说厄恩斯特是笨蛋，居然让汽车没了油。她要他马上想办法去叫一部出租汽车来，以免破坏她今晚的胜利情绪。厄恩斯特没有理会她的颐指气使，走下汽车，和埃莉诺一起步行去找汽油。埃莉诺一直不明白厄恩斯特为什么当初要离开史沫特莱而又长期跟她保持这么亲密的朋友关系，现在她明白了，艾格尼丝的性格使他和她之间的关系，只能停留在朋友的水平上。艾格尼丝个性太突出，她的热情会使她身边的人连呼吸都感到困难；她的魅力却能够使了解她的人都成为她的好朋友，包括埃莉诺自己，这个豁达大度温顺善良的女人。

　　史沫特莱越来越热衷于演说，在远离中国战场以后，她对中国的眷恋也越来越深切了，她要把所有的讲坛都变成宣传中国，呼吁美国政府人民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阵地，甚至包括教会的圣坛。史沫特莱是个无神论者，从未皈依过任何宗教，但一旦受到邀请，她也会站到牧师布道的圣坛上，讲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英勇事迹，讲述他们怎样同时对日寇和蒋介石军队两个敌人艰苦作战。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她穿上黑色的法衣，站在高高的圣坛上，以关于八路军的话题代替牧师的说教。她有点害羞地对她的朋友说：“我知道我穿上法衣一定很滑稽，但是我讲得非常认真。”

　　还有一次更精彩的演讲是在1943年，当时史沫特莱已经离开洛杉矶来到纽约，会见了长期旅居美国的石垣绫子。史沫特莱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曾让她救护过的留下来为新四军工作的五名日本战俘写信给在美国的一位反战刊物的女编辑，她就是石垣绫子。现在这两位国籍不同、肤色相异的妇女见了面，发现彼此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很快就成了亲密的朋友。石垣绫子为史沫特莱的热情、才华和坚强的意志所倾倒，是她的演说最热心的听众。她在一本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史沫特莱和林语堂的一次辩论的过程：

　　我常去听艾格尼丝的演讲……第二次是在城市大厅的讨论会上，对手是著名的中国作家林语堂。1934年以来林博士一直住在美国。事隔多年，他重返中国，成了一名站在蒋帮一边的反共人士，最近刚刚回到美国。继优秀作品《吾土与吾民》之后，他陆续地写了一些畅销书……

　　城市大厅讨论会是通过全美广播网播放的大规模讨论会，总是以“时事问题”为题，由持不同主张的“时事人物”进行面对面的大辩论，所以非常受欢迎。站在宽敞的舞台上的艾格尼丝把手背在身后，在话筒周围走来走去，挺着胸膛，挥舞着双手，拿着话筒好像是要倾到听众中去一样热烈讲演。当她抨击封锁解放区、不打日军而专打共产党军队的蒋介石一伙时，她的语言像炮弹似地射向林博士。

　　我们坐得比较靠前，以有点担心的心情紧紧地盯着她那激烈的表情，好像毛发都一根根地倒竖起来。她全身热血沸腾，怒斥林博士。他想以拿手的幽默诙谐来抵挡艾格尼丝刺向他的尖刀，但他的语言是那样的软弱无力，仅能听到声音而已。他这个小个子，脸色苍白，呆立不动，而艾格尼丝却变成了一团燃烧的火球，几乎要把对手烧死。当林将孤立的共产党和得到美国优良武器支援的重庆加以比较时，她跳起来喊道：

　　“请吧，请你们随便去捞武器援助吧，哪怕多一辆坦克我也表示欢迎。共产党军队就是在夺取了重庆军队的现代化装备以后，同日军和重庆军队两个敌人作战的，共产党方面已经有言在先，那就是今后也将从敌人手里取得武器供应。”

　　听众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声援艾格尼丝。

　　史沫特莱与林语堂的这次辩论，把被美国人民视为英雄的蒋介石的政权的镀金层剥落了，美国人开始知道蒋介石脱离人民，处于黑暗和危机之中。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不宣而战，突然进攻苏联。战争在不利于苏联军队的条件下开始。德军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就占领了苏联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土，包括顿巴斯矿业中心在内的乌克兰的大部分，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全部，围困列宁格勒，威胁首都莫斯科。在亚洲，日本法西斯急忙配合，1941年11月29日，日本总理声称英美必须从亚洲退出去。12月日本时间8日凌晨3时25分，美国东部时间7日下午1点，日本同样是不宣而战，袭击了珍珠港一带的美国海军基地，击毁了好几艘美国的主力舰。于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美国和日本正式直接交战，史沫特莱在波莫纳大学演讲时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在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仅仅几个小时，美国政府和人民已经融合成一股巨大的迎战的洪流，这股洪流把美国人心中那种战争可能不会在美日之间发生的侥幸心理冲刷得干干净净。城市里原有的宁静气氛无影无踪，完全被一种极度兴奋的情绪所代替。街道上一下子装上了无数的扩音器，反复播放着号召士兵们迅速归队的通知：“休假的士兵们立即归队，休假的士兵们立即归队！”

　　1941年9月，史沫特莱组织了一个由政界、宗教界、商界、学术界和新闻界参加的洛杉矶援华委员会，经常在委员会的赞助下到各处演讲。这段时间她的生活来源，靠的是演讲所得的微薄报酬和出版商为《中国的战歌》预付的稿酬。她打算暂时结束演讲，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继续写完《中国的战歌》和构思新的作品，她离开布伦丁家以后一直住在斯坦梅茨为她找的好莱坞瑟尔玛街的临时住处。她的一位朋友格拉迪斯·考德威尔在加利福尼亚的奥加衣紧靠圣巴巴拉东边的丛山中有一间夏季度假小屋，她愿意把这间小屋提供给史沫特莱住下来安心写书。史沫特莱高兴极了。可是，就在这时候，太平洋战争发生了，突然改变了史沫特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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