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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史沫特莱反对种族主义的言行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注意。乔治亚州的众议院议员约翰·S·吉布森把史沫特莱的活动和自己的异议记录到“众议院记录”里，把史沫特莱的言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建议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他给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中这样说：“以前我提请众议院注意有那么一个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对南方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她是好几本表现共产党光荣和伟大事业的书的作者……她是《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的作者，该书以炫耀的语言描写红军怎样在革命中和非白人一起去打败白种人。她描写了共产主义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这位议员把中国革命理解为“非白种人打败白种人”。在美国，特别是在美国南方，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联邦调查局接受了吉布森的建议。

　　1944年9月，联邦调查局把跟踪史沫特莱的任务交给了雅都山庄的总管伊丽莎白·埃姆斯夫人，要她提供她可能替史沫特莱打印的各种演讲或通信的副本，并随时报告史沫特莱的行动。埃姆斯夫人是史沫特莱的好朋友，她有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完成到何种程度，就不得而知了。

　　1944年夏天，雅都山庄很安静，原来住在这里的许多人都已经离开了，大楼已经关闭，只有三四楼小木屋里住着人。史沫特莱开始写作《伟大的道路》。她要把这部作品写成一部伟大的史诗，她要倾注全部心血和热情，为朱德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红军之父雕塑一座生动的雕像，要写一部活的中国红军发展史。总之，她用一句典型的中国语言来说，要写成一部“史家之绝唱”。她首先描写了红军的诞生和成长。她写道：

　　许多农民死里逃生，带着血红的眼睛精疲力尽地投奔朱德。有些人为自己的儿女兄弟的死亡而痛哭，有些人用充满仇恨的声音说道：“我要拼命！”朱德眯起眼睛仔细听了他们的遭遇，转过头来对旁边年轻的指挥员说道：“发枪给他们，一边行军一边训练。”像任何真理一样朴素，红军就是这样产生、壮大的，这也就是工农红军不可战胜的基本原因。

　　接着她描写了朱德的形象：

　　身高大约五英尺八寸。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微微隆起，颊骨也很突出。一对有力的上下颚，衬着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鼻子很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

　　史沫特莱以她非凡的记者的笔触从各个方面——军事家、党的鼓动家、红军的缔造者——描述朱德的功绩，描写他怎样指挥战斗，怎样分化瓦解敌人，怎样和战士、群众亲密相处，谈笑风生，写他怎样在古田会议上发言，透辟地分析判断局势。总之，要写出一个完整的革命领袖的形象。她不是把朱德将军作为一个偶像来描写，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从他的性格、爱好、语言习惯等方面展示他的内在气质，这种内在气质必须和他特有的热情、幽默忠厚、质朴奇妙地溶合在一起。

　　写着，写着，史沫特莱又好像回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场上，好像又和八路军战士在一起行军，一起吃着大锅煮的青菜饭，和朱德将军一起坐在延安的窑洞里彻夜长谈，就着一盏小油灯飞快地作着记录。她是多么希望用自己的笔让全世界的人认识朱德，认识中国革命军队和革命人民啊！写着写着，她觉出了这项最有意义的工作同时又是多么困难，材料不足，艺术形式上也觉得很难把握。她要始终严格遵守纪实文学的真实性原则，决不加以违背事实的想象和虚构。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她不仅要掌握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还要从事大量的研究工作，目的是要使书中所写的一切都符合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情况，甚至连书中涉及的每一个历史事件的日期都要准确无误。

　　史沫特莱还要尽力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有些古板的学者认为，“在历史学的领域内，美学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史沫特莱不赞成这种看法。她认为历史是科学的，传记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写传记，既要有真实而科学的历史背景，又要有实地采访得来的生活资料，这两者的紧密结合就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也就是西方称为“新新闻体”的手法。她呕心沥血，写得越来越费劲。她给艾诺的信中描写了当时的心情：“作家总是感到要写的东西很棘手——一个对自己作品满意的作家，是大家应谨防的人。我真希望自己不曾出生于人世为好。”

　　史沫特莱决定写信向朱德求助。她等了几个月，终于收到了朱德的回信。朱德在信中向史沫特莱告之中国抗日战争胜利进展的消息，延安的八路军处境虽然仍然很艰苦，但已经收复了1941年、1942年被日军侵占的土地。陕甘宁边区农业和纺织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边区人民的生活也过得比史沫特莱在那儿的时候好了一些。随后，他在信中说：

　　我很感激地了解到，你想花费一些精力写我的生平。应当说，我的生平仅仅反映了中国农民和士兵生活的非常少的部分。是否值得你花时间，我表示怀疑。由于你那样坚持并已着手写作，我也只能应你所求。随函附上尚未发表的刘白羽先生所写的《朱德》的部分草稿、《长征》故事两卷以及我从抗日战争到目前为止的部分写作。倘需其他材料，我将乐于照办。

　　史沫特莱拆开朱德寄来的大包裹，里面除了资料和手稿以外，还有用宣纸搓成纸条装订在一起的，朱德亲手用毛笔写成的小传，她还惊喜地发现了嵌着朱德和毛泽东肖像的小别针，一块丝织的披肩，这是延安妇女手织的。史沫特莱把两个小别针用天鹅绒托着，摆放在壁炉架上，细心地欣赏着那块精致的丝织披肩，一会儿把它披在肩上，一会儿把它握在手里。和延安人民朝夕相处的日子仿佛又出现在眼前，史沫特莱心里涌起了无尽的怀念。

　　朱德对史沫特莱讲过，他童年时代生活的村子周围全是楠木林，他从小就是在楠木林里长大的。史沫特莱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到南方演说的时候就向朋友要了一小束楠木枝，小心翼翼地把它带回雅都，用一个花瓶插上，摆在壁炉架上，旁边摆着朱德从延安寄来的礼物。在这样一种具有浓浓的中国气息的环境中，她文思泉涌，继续写作《伟大的道路》。

　　她非常惜时，夜以继日的伏案写作，一刻也闲不住。丁玲曾经说过：“史沫特莱是一位很勤奋的作家，悠闲同她无缘。”但是只要遇到有意义的、她认为必须去管的事情，她又会毫不犹豫地去管。她曾放下写作去四处募捐，以便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委员会来救助中国的文化工作者。另外，她还不断地与她的忘年好友，年轻的艾诺·泰勒通信，鼓励她要找个工作，不要只当家庭妇女。后来艾诺在一间工厂里当了工人，写信告诉她说，厂里的女工拒绝参加工会。史沫特莱很生气地回信道：

　　如果没有工会，她们就只能挣到一条狗都挣得到的工资，如果她们生活不错，那是因为曾有那么多工会人员的战斗，受了几十年的苦才成为现实的。你们那里的女工应该去看看德国工人，或者是中国工人。他们是不能有任何类型的独立工会的。每天工作总是长达16小时。1925—1927年间，当革命给工人带来成立工会的权利时，曾有一个短时期他们每天工作10小时。有几个强大的工会获得了8小时工作的权利。反动力量摧毁工会后……又恢复老样子，工人只能赚取刚够生活、还能继续为雇主活下去并为他工作的那么一点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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