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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胡佛和他的下属机关长时间的扯皮使军方终于忍耐不住了，1949年2月8日，合众国际社记者告诉联邦调查局，军方将要散发一份3.3万字的有关苏联间谍网的报告，而史沫特莱是其中的一名主要人物。2月10日，乔治·艾斯特上校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散发了这份报告。报告是根据远东麦克阿瑟总部的威洛比的材料编写的，其中除了记述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战时间谍组织向苏联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以外，还提到佐尔格在日本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日大使馆新闻参赞，尾崎秀实是中国通。除此以外，就只有重复那些已经众所周知的30年代的事实，并没有证实那些原来未能证实的关键问题。虽然如此，军方的报告却断然宣告史沫特莱是苏联间谍。

　　在同一天，美国各家报纸都在头版新闻中把与佐尔格案件有关的史沫特莱作为充当“苏联间谍”的罪人大加谴责，还刊登了史沫特莱、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照片，把史沫特莱的照片摆在中央。

　　麦克阿瑟和威洛比为什么敢于在证据不充足的情况下公开向史沫特莱发起攻击？原来美国法律有“军方人员在执行公务中免受指控”的条文。也就是说，即使军人撒了谎，侵犯了对方的人身尊严，仍然可以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他们才敢于如此胆大妄为。

　　史沫特莱非常愤怒，她在见报的当天就在纽约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的律师O·约翰·罗格坐在她身旁。罗格是罗斯福总统任内的司法部副部长，是一位全国知名的勇于为维护公民自由作辩护的律师。史沫特莱激愤地否认强加于她的罪名，说自己既不是“苏联间谍”，也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特工人员。麦克阿瑟的做法有着不可告人的邪恶的政治目的。她说：

　　“我是无罪的。麦克阿瑟将军之所以敢于对我进行诬陷，是因为他有一项法律作保护，这项法律规定军方人员不能被控谎言罪。因此，麦克阿瑟将军其实是个小人和懦夫。我现在要对他说，请自动放弃法律的豁免权，然后我要控告你犯有诽谤罪！”

　　在史沫特莱的抗议和进步舆论的压力下，加上联邦调查局再也拿不出更加有力的证据，艾斯特只好承认，那个报告“有事实，但也有一些是看法”。2月18日，军方被迫公开道歉，收回对史沫特莱的指控。当日《纽约时报》报道：

　　今晚军方公开承认，发表关于在日本和中国的共产党间谍之具有“哲学性”的报告，是“不合时宜”的，军方没有证据去佐证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曾是间谍网成员的断言。艾斯特上校坚定地宣称，“证据不在我们手里时”就发表指控史沫特莱女士这样的人物的声明，实非军方的政策。他强调他并不是说没有关于史沫特莱女士的证据，只是说“发表报告时，证据不在我们手里”。艾斯特上校说：“证据不在手里而把人涂以柏油，贴上羽毛，加以惩罚，并非美国政府的政策。”

　　从这段报道中可以看出，军方的所谓道歉态度暧昧，措词闪烁，简直是在玩文字游戏。威洛比仍然不死心，他在第二年离了职，花了一年的时间去搜集证据以支持他的指控，结果出了一本极富煽动性的书，名叫《上海的阴谋》。并由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写了一份特别报告，一直闹到1951年，还是无法证明史沫特莱的间谍身份。

　　间谍案虽然看似划上了句号，但美国国内的极右势力仍然不让史沫特莱有片刻的安静。所谓“院（美国国务院）外援华（援蒋）派的人物，包括科尔伯格，曾是史沫特莱的朋友的弗雷达·厄特利，意识到蒋介石的地位已经无望，他们开始提出一个新口号：谁把中国丢掉了？不是蒋介石，这场战争不是蒋介石输了，输了这场战争的是美国；而使美国打输的重要因素是在美国国内有像史沫特莱那样彻底的共产党人，他们影响了公众舆论，迫使国务院削弱了使蒋介石继续掌权所必需的援助。于是霍华德报系的报纸都表示，是清算像史沫特莱那样的共产党人的时候了。

　　联邦调查局在送给中央情报局的报道中多次强调“据可靠的消息来源”，史沫特莱是个共产党员。所谓可靠来源只有一个，就是国际专栏撰稿人惠特克·钱伯斯。早在1945年，他就向联邦调查局证实史沫特莱是共产党员。可是到了1949年3月，他的口气改变了，说得比较谨慎：我没有材料说明她是共产党员，但我的印象是，她至少是共产党的同情者。

　　史沫特莱的“罪名”虽然未能确立，但这场风波却给她造成了难以估计的灾难。她很快就发现一些跟她有过交往的人开始疏远她，她的文章很不容易发表，纽约的文艺界对她也冷淡了。她计划在帕里萨兹镇附近一群退伍军人的集会上演讲，由于“恐赤病”的蔓延，有几个不明事理的本地人纠集了一群人在她演讲前一周就聚在一起表示抗议。演讲虽然照常进行，但气氛很紧张，听众的反应也没有过去那么热烈了。

　　史沫特莱心情沉重，健康也受到了影响。她写信给朋友说，她晚间不服安眠药就睡不着觉，心脏病也犯了，总是疲惫不堪，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年似的。由于史沫特莱的“罪名”，使为她提供住处的布鲁克斯夫妇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干扰，史沫特莱去留两难，处境十分困窘。斯尼登兰丁村附近的退伍军人美国军团里有一伙人散布谣言，说史沫特莱半夜里为停泊在哈德孙河上的苏联轮船发信号，说得绘声绘影，像真有那么一回事似的。联邦调查局因此加紧了监视，史沫特莱出外时只得躲在布鲁克斯汽车尾部的行李箱里。她再也不可能在斯尼登兰丁村住下去了，为了不给朋友带来麻烦，她决定离开这个地方。

　　史沫特莱回到纽约，打算找房子住下来。哥伦比亚大学附近有很多供学生使用的比较便宜的宿舍，史沫特莱跑到那里，想找一间合适的房子。一报姓名，房东们都说：“啊，你就是那位间谍案的当事人呀，要是被联邦调查局盯上就麻烦了。这里不能住，到别处去吧！”有的说得比较委婉：“留女的住不方便，还是个作家，一天到晚猫在家里，电也耗费得多。”她无可奈何，只好搬到西二十三街一家旅店去住，一周25美元的房费，自己开伙做饭。

　　在这个旅店的小小的房间里，史沫特莱与外界很少联系，过着独自面壁的凄凉日子。幸而旅店距离石垣绫子家很近，石垣夫妇是在艰难的日子里始终忠诚地支持她的老朋友。除了他们，就是埃德加·斯诺了。斯诺与他的妻子尼姆·韦尔斯长期分居以后离了婚。最近斯诺在斯尼登兰丁村与年轻的女演员洛伊丝·惠勒举行了婚礼。当时史沫特莱还没有离开斯尼登兰丁，老朋友的婚事几乎是她一手操办的。这是她在这段压抑的日子里惟一的一件称心快事，现在，史沫特莱在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她付了一个500美元的律师费，又给弟弟萨姆寄去了5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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