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19)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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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在毛泽东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中，始终贯彻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预言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不可能速胜的。在战争初期，日本将占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会摧毁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后便是一个持久斗争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作用。如果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国内将停止内战，并很快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还预言日本在进攻中国后不久，就会进攻欧洲国家在亚洲的殖民地，向美国开战，而且确信苏联也将参加对日的大战。　　毛泽东在谈话时并不隐瞒共产党自己的目标，抗日战争将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迈向社会主义。当中国获得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统一后，与外国的正常贸易在互利的基础上前景更广阔。　　斯诺发现共产党坚决要求抗日并为此做着各种准备，不仅仅是政治宣传，而是确实存在的事实。当斯诺应红军大学校长林彪的邀请，去参观军校并作“英美对华政策”报告时，斯诺被红军学员一连串的发问难住了。提问涉及到日本侵华后，英美会采取什么态度等，斯诺无法一一回答。他最后说道，林彪的“面条宴”根本抵偿不了我遇到的难堪。这些问题即使由当时著名的美国小说家H·G·威尔斯先生来回答，也要自叹智穷才竭。在参观教室，了解所开课程后，斯诺感到红军确实在作抗日的准备，课目的开设主旨在于训练红军的各级将领如何对日军作战。“中共及红军要抗战，不仅可以从他们的领导人的热烈言论中，从军队严格的实际训练中，从他们提出要同他们的十年宿敌国民党组成‘统一战线’的建议中可以看出；而且也可以从苏区到处看到的紧张宣传活动中看出”。　　斯诺在观看“人民抗日剧社”的演出时，他发现中共中央书记洛甫、军校校长林彪、财政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等都毫无例外地与观众一起坐在草地上看演出。斯诺从头至尾看了近三个小时，还被点名唱了一支《荡秋千的人》的歌。斯诺余兴很浓，第二天去找剧社社长危拱之。因为他发现剧社的演出也是为准备抗日在作宣传动员。而且使他感到奇怪的不是他们向世界提供什么纯艺术价值的东西，而是他们这里设备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用原始的道具演出了逼真的戏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许多为农民所怀疑的问题都被剧团以他们能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解答；让农民消除疑虑，了解红军的纲领与政策。共产党把艺术变成了政治宣传工具。斯诺认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更巧妙的宣传武器了”。“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把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看作是一个盛大的巡回宣传演出。与其说是为了保卫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不如说是为了保卫这种思想存在的权利”。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唤醒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强迫他们起来‘为人民当家做主’”。　　“他们把实行的方案——公社的理想——带到人民中去，征求他们的认可和支持。他们赢得的支持似乎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共产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斯诺当时的感受是：“有时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付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斯诺运用所了解的中国历史进行比较分析，然后认为：只有了解中国历史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中所经历的那种突出的孕育过程，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答复。这一孕育的合法产儿，显然就是现在的这支红军。　　斯诺通过对苏区的考察，结合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他发现过去的中国文人获得知识是为了仕途，而不是为了启蒙社会；如今的知识青年却是回到民间去，给这些知识贫乏、处于黑暗中的农民以启示，并争取他们。共产党之所以在农民中获得广泛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其所以立于不败之地，就是因为他们争取了农民。而共产主义是“一种对中国有实际意义的适合国情的理想社会。而不是像有些作者所天真地认为的那样，不过是从国外来的孤儿”。斯诺认识了一个新世界，具有历史学家的眼光。难怪周恩来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又称斯诺为历史学家了。　　4.在西征前线　　苏区的后方机关所在地在保安，红军主力却在保安以西的200英里外的甘肃和宁夏，红军司令部设在宁夏同心县的预旺堡镇。斯诺在保安一带采访各机关，却还没有见到红军主力。斯诺原计划是继续西行，但当时国民党准备对苏区南部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斯诺担心将走不出苏区。于是他想趁战火开始前迅速离开苏区，对已见到的东西作出报道。当时担任斯诺翻译的吴亮平则说服斯诺，不用担心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红军不会被打败，“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就回去，将是一个错误”。斯诺接受了吴亮平的真诚劝告。否则他的报道怎么会有后来那样成功地震撼全世界的力量呢？斯诺自己后来记述道：“我要是没有接受他的劝告，我在离开保安时就仍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仍旧不相信正规红军的年轻、精神、训练、纪律、装备，特别是高度的政治觉悟；仍旧不了解红军是中国惟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 　　1936年7月底，斯诺头戴红星帽，身着军装，骑着一匹健壮的黑色小马，并从红军指挥员那里弄来一支自动步枪，从保安朝西进发。历时两个星期，行程千余华里，穿越红军与白军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在途中，他只遇到零星的小战斗。斯诺的足迹遍及陕甘宁边区的大部分地区，他参观了西线的学校，访问部队，考察了工厂、村庄；参加集会和篮球赛。他切身体验了苏区红军和民众的生活。他发现红军中大部分人来自青年农民和工人，他们是为家庭、为土地、为国家而战斗的勇士。他们并非是“许多人以为红军是一批顽强的亡命之徒和不满分子”。斯诺也承认，自己曾经有过一些这样的模糊观念，而现实使他改变了对红军的错误看法。　　斯诺对红军官兵作了一个数字统计，他发现：红军士兵平均年龄19岁左右，60％—70％的士兵是在部队学了点文化的，没有固定的薪饷。红军的军官从班长到军长，平均年龄24岁。指挥官由黄埔军校毕业学生、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生以及前国民党军人三部分组成。他观察到，红军从最高级指挥员到普通士兵，吃、穿都一样；他们没有高薪和贪污的官员和将军。他们的武器多是从敌军那里夺来的，所谓苏俄来源纯属臆想。红军的优越性在于有严明的军事纪律、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顽强的致胜意志。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红军在建军的教育工作方面的成功，使他们能够抵抗得住敌人技术上和数量上的巨大优势。”红军的军事训练的严谨，文化生活的丰富活跃，尤其是通过强化政治训练为明确的目标而奋斗。这些给斯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红军与我所看到的其他任何军事组织，是完全不同的”。　　斯诺完全被所看到的情景所感染、所熏陶，由好奇、怀疑、探究到赞同。他在后来写的《红色中国杂记》中写道：“培根先生说：旅行，对青年来说是教育的一部分，对老年人来说是经历的一部分。一个人在他学会这个国家的语言之前去这个国家旅行，那么他是去学习，而不是旅行……那么我可以说，我1936年对共产党所作的访问，既是教育又是经历，既是学习又是旅行”。在苏区“每句话语我都感到新鲜和增长知识，哪怕是生硬的宣传也是如此”。“我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强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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