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25)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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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许多国际友人，如白求恩、柯棣华、阳早、韩丁、耿丽淑、杨大卫等人，都是在读过《西行漫记》后，为他所介绍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业绩、主张所感染，从而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继而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奔赴中国抗日的敌后战场，献身于中国的正义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白求恩曾给友人写信说：“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斯诺的著作影响了不止一代中国人，不仅直接影响了当时的进步人士，也影响了青年人，他们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抗日战场，也影响后来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人，他们从中认识了共产党，投身于她领导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抗日战争时期，斯诺曾自豪地写道：抗战爆发后，无论我走到哪里，总会出其不意地在什么地方突然碰到一位年轻人，胳膊下挟着一本未经申请而偷印的《西行漫记》，询问我如何才能到延安去学习。在一个城市，一位教育委员向我走来，诡谲地要求我把他的儿子介绍给延安抗大。在香港，一位富有的银行老板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这使我大吃一惊。望着他儿子周围优雅舒适的环境，我说，令郎在那儿要睡土坑，要自己做饭，还要自己洗衣服。他回答说：“是的，那个我懂！不过，如果他继续待在这儿，他迟早要去为日本人洗衣服！” 　　当斯诺在苏联、东南亚、非洲等地采访时，他发现这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反法西斯战士们从他的《西行漫记》中学会了中国红军的游击战术，他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　　阿基·斯提里说：“埃德加的书为未知打开了门户，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思想。”是的，随着斯诺成功地打开了通往红色中国的大门，越来越多的西方进步记者、作家步其后尘到达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有史沫特莱、海伦·斯诺、斯特朗、斯蒂尔、爱泼斯坦、拉铁摩尔、贝特兰、王安娜、白修德等。他们中的后五位承认，正是斯诺的举动和他的著作影响了他们，他们把斯诺称为老师。他们写出的有关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进一步报道，与《西行漫记》交相辉映，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活动与根据地的政策及主张在世界上的影响。　　正是他们的不断报道，引起了英美盟军的注意：认为敌后抗日军民是反法西斯战争在远东前线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美国海军军部人员伊万斯·卡尔逊上校要求老朋友斯诺协助他访问延安。在斯诺设法把他送到延安，经过一番考察后，卡尔逊也被延安的共产党人吸引住了。三个月后，他离开游击区时，他认为必须以他的见闻去唤醒美国。后来他还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组建海军陆战特别行动队在黄海登陆，协助八路军作战。由于美方海军的上司的反对和杜鲁门总统的上任，他的设想没能实现，由此辞去军职而从事写作。　　后来，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力主增强敌后战场的抗日力量，促成谢伟思等人组成美国军事考察组到延安考察。谢伟思等人考察后也得出了中国的最后希望在陕北的结论，使斯诺的预言进一步得到证实。　　美国一个学生放弃即将完成的博士论文，改写有关中国的报告。哈佛大学的西奥多·怀特听取导师费正清的意见，决定去中国“做斯诺所做的事情”。　　《德里和海盗》主编利用《西行漫记》中所描写的背景材料和人物原形，绘制了卡通连环画。　　在当时的美国对斯诺惟一的批评是来自美国共产党人。他们认为斯诺的书中有指责共产国际的文字，而且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认为中国道路与苏俄十月革命模式截然相反，因而不赞成斯诺在书中的观点。　　《西行漫记》中也确有不足之处，因为斯诺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掌握有关材料，况且他还没有采访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正如斯诺自己后来所说的：　　“该书中有事实上的出入，有判断分析上的不足，甚至错误。”在后来的再版中，斯诺订正了一些史料。但毕竟是瑕不掩瑜。　　约翰·汉密尔顿曾给斯诺这样的评价：“《红星照耀中国》确实是一部丰碑式的作品。这本书也有缺陷，但不足之处不能掩盖它的总的成就。斯诺的报道有坚实的事实依据，他的浪漫主义理想和将共产党当做同伴的态度也是写好此书的原因。”这是“其他墨守成规和自命不凡、玩世不恭、冷嘲热讽以及怀疑一切的记者进行新闻报道所无法比拟的。” 　　“它所记载的历史是一笔有保存价值的财富，是理解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了解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了解长征的基本材料。这本书比后人所写的同类书总是更有价值。因为它不仅具有正确性，而且还有对中国事业发展的预见性。” 　　时至今日，世界各国还在不断地再版《红星照耀中国》，人们一再地研究、阅读它。它不仅仅作为历史学工作者的案头研究资料，而且是新闻史、新闻学的一个里程碑；是新闻著作之经典，为新闻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发扬光大提供了榜样。　　第六章　在中国抗日战场上　　1.不中立的美国人　　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一直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在远东地区战火纷飞、硝烟滚滚之时，美国通过了“中立法案”，以“中立者”姿态出现，实际上却为日本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拉尔夫·德·贝茨著《美国史1933—1937》写道：“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仰赖美国为其工业机器和战争机器提供给养。”1938年《华盛顿邮报》载文指出：“日本用美国的废旧钢铁在中国降血雨。”中国成为实际的受害者。正如罗斯福总统所明确表白的：　　“我们尽量避免和日本冲突，无论在事实上或是实质上都是在讨好日本。”英美国家采取绥靖政策，发展到制造“东方慕尼黑”，以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本不对英美开战，表现出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只能是单独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　　作为美国人的斯诺，此时却宣布他“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他坚定地与中国人民站在了一起，成为反法西斯主义的坚定战士。他没有拿枪上战场与日军短兵相接，但在另一个没拿枪的战场上用笔作武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去揭露日军法西斯的暴行，鞭挞不积极抗战而挑起内争的顽固派，讴歌中国军民的英勇斗争。　　卢沟桥炮声隆隆、宛平县城硝烟弥漫的时刻，斯诺走出写作室，驱车赶到事发地。他目击了中国人民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的开端：中国守军第二十九路军的将士们浴血奋战，抗击着大举入侵的日本军队。7月8日晚，日方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发布强盗逻辑的新闻。斯诺在会上像连珠炮似地向日军官员发问，不，是义正辞严的质问，“你们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为了寻找一个失踪的士兵，竟然动用成千上万的兵力？为什么日军不撤回自己的营房，反而要求中国守军撤出宛平？”日军官员被逼问得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侵略者理屈辞穷，欲盖弥彰，只得狼狈不堪地草草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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