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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在中国的山峦、平原、河谷之间，日本所遭遇的不只是正规军队，而且是由千百万男女老幼，由整个民族所组成的抵抗力量。需要他们抵抗多久就有多久。他们是一支为自己国恨家仇、为自由、为将来而战的十字军。”他为中国人民的英勇自卫欢呼，也为中国抗战面临的困境而分担忧患。日军大规模的不宣而战的进攻，使仓促应战的中国政府处处被动，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支撑战争的经济方面也是如此。近代工业生产基地大部分密集于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尤其是上海占了全国工业的70％，由于没来得及全部迁往内地，损失惨重，毁于炮火或为日军占有。而内迁的企业在组织生产上又遇到困难，军用与民用物品将面临巨大困难。

　　上海战事结束前，宋子文对斯诺说：“我们需要在中国内地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基础，中国迫切需要一种不同类型的贸易格局。”中国确实需要战时经济为后盾。没有充足的工业补给线，军事装备从哪里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又从何处获得最起码的供给？由于日本的封锁，外国商品又进不来，中国经济市场上出现了真空，由谁来用什么填补这个真空？英美各国势力从这里退缩了，他们不愿意得罪于日本，那更谈不上获得他们的援助了。

　　凡是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人都遭到日本特务的跟踪、威胁，甚至扔炸弹，斯诺也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但斯诺没有被吓倒，他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他与路易·艾黎、海伦一起在想办法支援中国的抗战。他们分析中国的时局，决定以合作社的形式组织小工业作坊生产，以帮助中国恢复发展工业品的生产，以援助中国抗战。

　　1938年春，“中国工业合作促进会”计划草案在上海锦江饭店（原名麦赫斯托公寓）里诞生了。海伦说：“必须有一些能自己管理的合作社，你们应该动手发起一个建立这类合作社的运动，给人们一个机会自救和救亡。”艾黎曾写过许多有关内地搞工业的可能性的调查材料。斯诺曾与他第一次相识在去萨拉齐的火车上，此时他把调查情况与在非敌占区建立小工业合作社运动的设想联系起来考虑，当即起草方案，打印后送交斯诺，与斯诺一起讨论修改。之后在《密勒氏评论报》印刷成小册子，在上海各界人士中散发。

　　“工合”的宗旨就是：通过建立战时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织难民自救，动员失业劳工，开发后方资源，生产军用、民用产品，粉碎日寇封锁，支持中国抗日战争。

　　他们的计划最早得到了宋庆龄和爱国银行家徐新六的支持，他们分任名誉主席和主席，艾黎为执行秘书，进行具体指导；斯诺和海伦担任宣传工作，负责筹资。斯诺立即开展了工作，第一个鼓动对象是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斯诺与英国大使馆的年轻秘书约翰·亚历山大有交往，所以斯诺请他帮助疏通关系，游说了克拉克·卡尔。这个外交官曾公开表示反对德国法西斯和西班牙的佛朗哥、日本军国主义。卡尔与斯诺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嗯，年轻人，上次我见到你时，你是一位新闻记者，现在听说你成了工业家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斯诺递给大使一份“工合”计划。

　　大使看完计划后认为，没有厂房、机器、设备，更没有资金，中国工人又在逃难，怎样才能实现这个计划呢？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将会支持这个计划吗？又由谁来管理和指导？斯诺对大使的提问一一作了回答。他告诉大使，资金可以筹措，没有机器设备，可以先是手工工场式的生产，指导人由在上海做过工厂视察员的路易·艾黎担任；至于共产党方面，宋庆龄是我们的保证人，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再访延安，寻求毛泽东的支持。现在就是国民党政府方面，得请大使先生帮忙了。

　　克拉克·卡尔成功地把这份计划和想法介绍给中国政府领导人，特别是宋美龄和顾问端纳。国民政府最后批准了这个计划。艾黎立即动身去武汉实施“工合”计划，斯诺则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叙述了“工合”的宗旨，并附上“工合”宪章　。斯诺建议苏区的生产合作社也加入到“工合”运动中来，以便更好地体现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斯诺的信引起了中共的积极响应，1939年，边区政府召开了生产合作社代表大会，与会代表一致赞成将边区生产合作社纳入“工合”宪章　。

　　“工合”建立起来了，但一些自以为了解中国的“老中国通”们却认为“工合”不会有效果，因为“中国人太自私，他们会分光合作社的捐款和家当；难民们根本没力气工作，他们更喜欢难民营的棚和粥了”。斯诺夫妇不顾冷嘲热讽，辛勤奔波。他们跑到香港，筹建了一个“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由陈翰笙博士任秘书。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筹措资金，汇向大陆。宋庆龄则通过其弟宋子文筹措到了在华南地区开展工作所需的资金。

　　国民政府在批准计划时承诺给路易·艾黎提供管理资金和贷款。财政部长孔祥熙给了最初的一点钱后就停止履行诺言了，使得艾黎及其他工作人员的生活费都成问题了。艾黎和斯诺只得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来敷衍局面。

　　在武汉的艾黎感到无以为继，急电斯诺从香港想办法解燃眉之急。宋庆龄与斯诺商量后，决定让斯诺乘飞机去武汉了解情况。正准备上机，却被一位要员占据了座位，斯诺只得坐另一个航班。幸运得很，前一个班机被日军击落，机上人员无一生还，斯诺被挤下来却又一次保住了性命。在武汉，斯诺又一次见到了周恩来、邓颖超和博古，还有新四军军长项英。他了解到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摩擦和敌后抗战中的困难，了解到共产党对“工合”的真诚欢迎。这与国民党政府的无所作为相比要好得多，这使斯诺感到宽慰。

　　武汉沦陷，国民党在重庆建立陪都，“工合”组织也随之西迁。接计划规定，斯诺到内地视察“工合”运动，他还要为写一部关于中国的新书去搜集材料。在重庆，斯诺并不愉快。一是在安全上得不到保障。日本飞机不断地对重庆实行轰炸，防空警报不时响起，斯诺经常得与几百人一起挤在闷不透气的防空洞中等待空袭的结束。一次，他与周恩来夫妇及几个工作人员刚吃完晚饭，空袭预警拉响了，斯诺不想再进防空洞，便想用数学的概率说服周恩来，让周恩来同意他在防空洞外观察日机的轰炸，但他还是被拉进防空洞。空袭过后，斯诺面对倒塌的房屋，一面庆幸自己逃脱厄运，一面咒骂日军，同时对所谓概率论打趣。

　　斯诺感到最不愉快的方面是：国民党方面对抗日和统一战线的兴趣大大减退。其高级官员们排挤共产党人，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的论调又抬头了；“工合”运动被他们认为是共产主义合作化，甚至逮捕和开除“工合”的工作人员；“工合”在国民党管辖区内的发展很困难，有的还被国民政府改组、收编。

　　斯诺离开了不愉快的重庆，启程去延安、敌后游击区。此时，通往延安的交通又被国民党方面封锁了，斯诺却未受阻拦，因为他手里有宋子文给的通行证，其身份是“工合”国际委员会代表。重返苏区，斯诺精神振奋，他发现“工合”在共产党管辖区内进展良好，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毛泽东还就“工合”问题发表了声明，阐述了共产党的主张：“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支持这个进步的运动。”斯诺将谈话和声明向外界作了报道。苏区在没有得到比国统区更多的贷款的情况下，建立了许多“工合”工厂，斯诺参观了“工合”产品在苏区的展销活动。

　　结束延安的十天之行，斯诺又奔赴香港，为新四军控制区筹措“工合”款项和军用衣被、药品、军械。之后又赴菲律宾的华侨居住区募集款项，斯诺在这里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获得华侨捐款1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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