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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雅鲁泽尔斯基这一异常的举动，即预示着波兰政府已经开始向西方作最后的让步了。英国首相回国才一个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召开了十届十中全会。全会宣布承认团结工会为波兰合法组织，并开始了波兰政治多元化的进程。紧接着，团结工会决定参加政府召开的圆桌会议，甚至成立了“全国公民委员会”，以作为波兰影子内阁的雏形。1989年2月，波兰举行了圆桌会议，波兰统一工人党宣布放弃对权力的垄断。这次波兰的圆桌会议实际上起到了制宪会议的作用，因为它确立了波兰新政府的产生方式与基本原则。4个月之后，波兰举行40年来的头一次全国大选，团结工会在决选中大获全胜。这样，波兰便成为东欧第一个“和平演变”了的国家。

　　撒切尔夫人足堪自慰的是，她的“执意影响国际事态发展”的战略，在她1988年11月对波兰的专访中已结出了第一个硕果了。

　　伴随着波兰团结工会于1989年6月取得大选胜利后，东欧国家出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个地先后“和平演变”了过去。对这样一些颇具戏剧性的变化，撒切尔夫人在目不暇接之余，既有喜来又有忧。喜的是眼看昔日咄咄逼人的前华约国家“不战自溃”，忧的是德国的重新统一即将成为现实。

　　原来，在撒切尔夫人“执意影响国际事态发展”的总战略中，最放心不下的是德国的迅速统一。她甚至认为，一个统一起来的强大的德国是前景堪虞又可畏的。她在自己的《唐宁街岁月》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我并不相信集体犯罪：在道义上应该为他们行为负责的是单个的人，但我却相信由一系列复杂因素构成的民族特性。由于德意志的统一是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实现的（也许部分地是因为民族统一来得这么迟），德意志一直在难以预料的侵略和自我怀疑之间来回摇摆。德国的近邻，如法国人和波兰人，远比英国人更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美国人不一样；而相同的关心则经常使德国的近邻忍不住从看似麻木的言论中解脱出来。俄国人实际上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由于他们需要德国人的信贷和投资而一直保持沉默。但也许最早意识到这个‘德国’问题的是现代德国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坚持德意志不应成为能够以牺牲别人换取自己利益的大国。

　　德国人焦虑不安的真正原因是自我意识的极端痛苦。如我曾论证的，这就是许多德国人为什么真正地（我相信是错误地）想要德国被限制于一个联邦式的欧洲之中。事实上，德国更愿意在这个框架之内发挥支配作用，因为重新统一起来的德国简直是太大，太有威力，以致不能在欧洲之内只是简单地成为另一个角色。进而言之，德国人总是盯着东面和西面，尽管体现这种趋势的现代方式是其经济扩张，而不是领土侵略。这样，就其本质而言，德国在欧洲是一个制造不稳定的力量。只有美国对欧洲的军事和政治介入和欧洲另两个最强大的主权国家（英国和法国）的紧密关系才能够平衡德国的势力。”

　　撒切尔夫人在这里把统一的德国视为欧洲的“一个制造不稳定的力量”，这种忧深思远的话当然不是空口无凭，因为“德意志一直在难以预料的侵略和自我怀疑之间来回摇摆”。说穿了，“铁娘子”是怕两德迅速统一后，又重蹈其“领土侵略”的老路。

　　撒切尔夫人的这种忧虑，在1989年9月东欧一系列戏剧性变化发生之前，在从日本访问的归途中去莫斯科会晤戈尔巴乔夫时，也直言不讳地表露无遗了。她对戈尔巴乔夫说道：“尽管传统上北约一直声明支持德国统一，但实际上我们是相当担忧的。”戈尔巴乔夫对此也自然心领神会。撒切尔夫人至此不由兴高采烈地表示：“德国邻国们的利益和其他大国的愿望必须给予充分的考虑。”

　　但是，形势的发展往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就在撒切尔夫人正在努力“影响”两德迅速走向统一的同时，东西方的几个大国纷纷“易帜”：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为了换取来自西邻的一笔巨额援助，公开表态支持德国人民对自己未来的选择权；美国总统布什为了削减成天文数字的防务开支，以降低政府的巨额预算赤字，也不反对两德尽快统一；法国总统密特朗表面上虽与撒切尔夫人唱一个调，但骨子里却对严酷的现实作出了让步；至于西德总理科尔更是把暗中阻挠两德迅速走向一体化的不列颠首相视同寇仇，他公开声明：“东德人民自己决定他们未来的机会”和“德意志整体统一的问题”都是“德国问题的核心”所在，是两德人民的“自由”，“无需别人的劝告”。

　　最后，撒切尔夫人在反对两德统一的问题上只落得个“孤家寡人”、孑然无助的下场。科尔总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竭力推动德国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只专注于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打交道，而有意无意地冷落英法等欧洲盟国。

　　1990年10月3日，这个被分裂了45年之久的德国终于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重新统一。从此时此刻起，撒切尔夫人对欧洲的前景就更加担忧，这也就构成了这位英国女首相拒绝让英国加入欧洲货币同盟、反对欧洲成为“联邦制合众国”的政策基础。殊不知这也就埋下了她与其内阁成员在欧洲政策上的严重分歧、并最终被撵下首相宝座的种子，从而给这位以强硬作风著称的“铁娘子”带来了始料未及的特大灾难。

　　第六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撒切尔夫人在其第三届首相任期内，与欧洲共同体维系着一种若即若离、捉摸不定的关系。她既想坚持自己的固有立场，又刻意要在特定时刻（为英国下一届大选准备和出于对英国经济利益的考虑）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她一方面坚持不列颠的主权，维护英国的“自由”和捍卫英国的利益，不甘心英国就此迅速融入欧洲共同体政治经济的一体化中，而执意要在英美“特殊关系”的基础上重新树立大英帝国的形象；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英国已丧失“超然”于欧洲共同体之外的历史条件的现实，被迫参加欧洲共同体的一体化进程，并在国内外反对她奉行对欧洲共同体政策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在一定范围内和在一定程度上与欧洲共同体其他成员国进行合作和协调。这样，她的政策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左右摇摆，令人难以捉摸。

　　撒切尔夫人的这种矛盾多于合作、僵硬多于灵活的政策，在她于1988年9月布鲁日欧洲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已表露得一清二楚。在那次演讲中，她明确反对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关于建立联邦主义的统一欧洲观点。她认为欧洲的统一应是在独立主权国家的联合，而且不能损害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这样双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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