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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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们的宗教生活不仅包括音乐和社交活动，而且有富有启发性的知识活动。传教士们具有强烈的个性和鲜明的观点。我们镇上卫理公会教徒以及其他新教徒的一般政治倾向偏向左翼，甚至是和平主义者。在1935年组织“和平投票”时，格兰瑟姆的卫理公会教徒表现得很突出，他们在选区内散发民意测验答卷，后来宣布绝大多数人“赞成和平”。没有书面材料表明这一结果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起了多少作用。我们罗伯茨一家有自己的看法。和平投票是一个愚蠢的主意，应对全国没有为最终打败独裁者及时进行战备负责。在这一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由于我们是坚定的保守党人，因此我们家处于少数。我们的朋友斯金纳牧师积极赞成和平投票。他是最善良而又最虔诚的人，多年以后他为我和丹尼斯在伦敦的威斯利教堂主持了婚礼，但是个人的品德不能代替顽固的政治观点。　　我们每个星期天听取布道，这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公理会牧师蔡尔德应邀到格兰瑟姆布道。他透彻他说明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先进的思想：不管父亲（还有母亲）有什么罪过，都不应该使他们的子女受到牵连。我仍然记得他谴责了法利赛派。该派把非婚生育的孩子视为“非法”。镇上的人都知道，有些孩子没有父亲。听了蔡尔德牧师的布道后我们为另眼看待这些孩子感到内疚。时代不同了，我们已经为这些孩子摘掉了私生子的帽子，而且也为他们的父母摘掉了帽子。但也许因此无人照管的孩子增多了。我们需要设法用理智的社会政策来梳理基督教的慈善。　　战争爆发后死亡看起来更靠近每个人，布道也就更能打动人心。不列颠战役之后，牧师在一次布道中说，“总是少数人拯救多数人。”耶稣和他的门徒就是这么做的。另一次布道的主题使我很受鼓舞：历史表明，生于深重危难之际的人们有能力应付另一次危机。这体现了上帝的仁慈神意和对未来抱乐观态度的依据，不管目前是多么黑暗。教会灌输的这些价值观念在我们家里得到忠实的体现。　　同样，我们家强调勤奋工作。我们在家里从不懒散。这一方面是因为懒散是罪过，另一方面，我们总有许多活要干。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就是这类人。我说过，只要店里忙，我随时帮忙。同时我还向母亲学习做家务。她在店里服务时间很长，但仍能把家庭生活安排得像钟表一样有条不紊。战前我们有一位女佣人，后来请了一个女仆打扫房间，一周来几天。但大部分家务是我母亲自己做，当然，比现代家庭的家务活要多得多。她教我正确熨烫男衬衫的方法，还教我不损害刺绣的熨烫方法。　　她在火上把大而扁平的熨斗烧热，并告诉我一个秘密，在熨斗上涂大约6便士硬币那么大小的一块蜡，这样烫出的亚麻制品特别光亮。上中学时我们学校有家政课，这在当时很不寻常。我们学习各种家政，从正确的洗衣方法到家庭理财。因此干起家务事来我确实有两手。我们在北帕拉德的家不仅每天打扫，每周打扫，而且每年春季进行大扫除，为的是把平时打扫不到的死角打扫干净。我们把地毯吊起来抽打。母亲从拍卖行买来的红木家具质量很好，我们用温水和醋质混合液刷洗，然后上光。这时正是商店盘点的季节，忙得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　　我们家从不浪费东西，总是量入为出。对一个家庭的最坏挖苦莫过于说这一家子“小器吝啬”了。但由于我们一贯节俭，战时的配给制就不在话下了。我们听收音机时记下节约型的菜谱，如“伍顿爵士土豆饼”，这是以战时的粮食部长命名的一道节约型的菜。我母亲是一位出色的厨师，而且很有条理。她一周烤两次面包，还烤制馅饼、蛋糕等糕点。她的家制面包颇有名气，她的姜汁面包也一样享有美名。战前我们星期天烤一次肉，星期一切成肉片吃，到星期二就只有肉未了。战争期间，星期天的烧烤成了几乎没有肉的汤或奶酪菜汤了。　　那时地方小镇有自己的私人慈善机构网络。圣诞节来临前夕我们店准备150多个小包，里面有罐头肉、圣诞蛋糕、布丁、果酱、茶叶等，这些小包是格兰瑟姆一个最有实力的社会慈善机构扶轮社为穷困家庭购买的。星期四或星期天烤面包后，我们也总是分送给孤寡老人或病人。我们经营杂货，了解我们顾客的处境。　　我们的穿衣不成问题，我母亲曾经是个专业裁缝，我们穿的大部分衣服是她缝制的。那时有两种很好的衣服纸样，一种叫“新款”，一种叫“巴特里克”。在格兰瑟姆和诺丁汉的减价市场上我们可以用便宜的价格买到质量很好的布料。所以我们的衣服花钱不多，质地不错，且款式时髦。我父亲当市长时，母亲为姐姐和我都缝制了新衣服，姐姐的衣服是蓝色天鹅绒的，我的衣服是深绿色天鹅绒的，母亲为自己缝制了一件黑色波纹丝料外衣。但在战争期间节俭成风。我们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们，她从来不把旧棉花扔掉，而是重复使用。我们听后非常吃惊。她说：“我认为我有义务这么做。”此后我们也这样做。我们信奉卫理公会教，不能徒有其名。　　我的空闲时间比其他孩子要少。但我喜欢长时间散步，经常独自一人。格兰瑟姆座落在一个小山谷中，周围是小山丘，这与林肯郡大部分地区不同，那里地势平坦。我喜欢乡间的美景并在其中陶醉于自我思考。有时我沿曼索普路走到镇子外边去，然后插到镇的北部，从北大路回来。有时我漫步走上霍尔山，战争时期学校放假一周，我们到那里采集野蔷薇或黑莓。如遇下雪那里还可以滑雪橇。　　我的体育活动不多，入校后不久学会了游泳，而且在校期间热衷于曲棍球。在家里我们玩一些普通游戏，如“垄断与陷井”，这种游戏很嘈闹，是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市场构思出来的。后来访问美国时我参观了这种交易市场。我与商品的缘分也就到此结束。　　格兰瑟姆有了电影院，这的确给我的生活增加了乐趣。很幸运，我们的一位名叫坎贝尔的顾客拥有3家电影院。有时他们邀请我去他们家听留声机，我认识了他们的女儿朱迪，她后来成为著名演员，与诺埃尔·科沃德搭当演了战时喜剧《笑逐颜开》，这个喜剧使“夜莺”在伯科利广场歌唱”成为名曲。由于我们认识坎贝尔一家，我的父母比较容易接受电影院这个事物。只要我去看“好电影”，他们就满意。幸运的是这类电影也包括弗雷德·阿斯特尔和琴杰·罗杰斯的歌舞剧和亚力山大·科达的电影。他们很少同我一起去看电影，但银行节时我们常一起去诺丁汉剧院或去一家大电影院。因此在平常日子里看电影或戏剧的伙伴都是我的同龄人。即便如此也还有限制。一般每周有一个新电影，但有些电影索然无味，放映不了6天，就从星期四开始放映一个新电影。有些人接着看第二个电影，但我们家对此很不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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