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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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但那时我们生活中的高峰算是1953年6月伊丽莎白女玉登基了。家里有电视的——我们没有——举行家庭聚会，邀请朋友们一起来观看这一盛典。丹尼斯和我都是君主制的衷心支持者，我们认为应该奢侈一次买一张票以便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人口对面的议会广场上有遮篷的看台上目睹这一盛典。丹尼斯当时买票对不知道他的这一投资是十分明智的。那天瓢泼大雨下了一天。大多数观众都浇透了，更不用说那些坐在敞篷车里参加盛大游行的人们了。汤加王后的那套衣服以后再也没法穿了，而我的衣服则第二天仍旧可以穿。　　在伦敦，我的婚姻生活是幸福的。除了干家务外，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学习法律。我一直对法律感兴趣。我对政治的向往是父亲培养的，我对法律的兴趣也是父亲培养的。父亲虽然不是当地司法长官，但1945—1946年任格兰瑟姆市市长期间可以理所当然地坐在法官席上。我在大学假期里经常跟他去参加每季开审的地方法庭审判（就许多轻微犯罪进行审判）。有一位富有经验的律师会坐在椅子上当法官。他就是王室律师诺曼·温宁。有一次，我父亲和我与他共进午餐。我在法庭上所见的一切已深深地吸引了我，而诺曼·温宁关于法律理论与实践的谈话更使我着迷。谈话问我突然脱口而出，“我希望能作一名律师，但我只懂化学，我又不能改变我正在牛津学习的专业。”诺曼·温宁说，他在剑桥读初级学位时是学物理的，后来拿第二学位时改学法律。我说，在大学再呆几年我根本负担不起。他回答说还有另外一种途径完全可行，但要下苦功夫，可以在伦敦或伦敦附近找个工作，参加任何一个律师学院，晚上学习准备法律考试。这正是我在1950年所做的。现在，有了丹尼斯的帮助，我可以不必工作而集中精力学习法律。我需要阅读的东西很多，还在法律教育委员会听课。　　由于既要操持家务又要攻读法律，我曾经决定不得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暂时搁置我的政治追求。我刚26岁，可以这样做。我将我的想法告诉了保守党总部。但作为一名年轻的女候选人，我有时仍受到公众的注意。例如，1952年2月，《星期日写真报》刊登了我就妇女的地位写的文章《伊丽莎白新时代的晨光》。我也经常应邀到全国各地的选区发表讲话。总之，我虽然努力想下决心暂时搁置政治，但对政治难以割舍，我难以那样去做。　　我同丹尼斯商议该怎么办，他说我无论怎么做他都将支持我。因此，6月份我去总部见贝丽尔·库克并告诉她：“没有用，我必须面对现实，我不想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我知道她会怎么说。她对我表示全力支持并介绍我去见负责候选人事务的党的副主席约翰·黑尔。他以极其亲切的方式告诉我，当一个下院议员会给家庭生活带来许多的压力。我告诉他，我和丹尼斯已经讨论过了，我们准备承受这样的压力。我说我希望下次能有机会在一个比较容易获胜或有把握获胜的选区竟选，我们一致认为，由于我要照顾家庭，又要学习法律，这个选区最好是在伦敦或在伦敦周围30英里范围内。我当即要求他考虑我作坎特伯雷选区的候选人，因该选区即将选拔候选人。虽然我没有成为坎特伯雷的候选人，我离开中央总部时对此行的成果还是十分满意的。　　约翰·黑尔向我提出的问题——我将如何兼顾家庭生活与政治很炔变得更加现实了。1953年8月，我的双胞胎儿女马克和卡罗尔降临人间。离“那个孩子”出生还有六个星期的一个星期四晚上，我开始疼痛。白天，我已看过医生，他让我下周一再去医院做Ｘ光检查。他说，有点事他需要再查一下。现在看来我不能再等星期一了，我马上被送进医院。医生给了我镇痛药，帮助我晚上睡眠。星期五早晨做了调光检查。令大家十分惊奇的是检查发现我要做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不幸的是，还有别的事，我需要在第二天做剖腹产手术，两个基本点小婴儿，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出生时并没有马上见到他们的父亲。因为丹尼斯预计一切正常，他就去椭圆板球场看国际板球决赛了，无法跟他联系。那天，他得到两条同样惊奇的好消息。英格兰板球队战胜了澳大利亚队，他自豪地成为一对双胞胎的父亲。　　我要在医院住两个多星期。实际上，那个时候，产妇一般要住三个星期的院才能出院。这就意味着在产后恢复期的最初几天不舒服的日子过后，我发现我又有时间了。当然，我们过去一直以为撒切尔家庭将只再添一名成员，因此，第一件也是最急的任务是给有关商店打电话，订购两套婴儿用具，而不是一套。很奇怪、将马克和卡罗尔带到这个世界上既使我感到巨大的轻松和幸福，也使我感到不安。母亲对孩子的爱可能是我们拥有的最强烈、最本能的感情。　　许多人把“只”做一个母亲或“只”做一个家庭主妇看作是第二重要的事情，我从来不是这样的人。无论我当首相前还是当首相时，每当我听到这样的暗示，都十分气愤。当然，做一个母亲及家庭主妇是某种高尚的天职，但是我却感到它不是我唯一的天职。我知道我也想有自己的事业。我经常引用泰恩茅斯的议员艾琳·沃德说过的一句话，“家庭必须是一个人生活的中心，但是一个人的抱负不应局限在家的范围内。”我确实需要有个事业，因为，很简单，我就是那样一种人。而且，并不是任何事业都行。我希望的是一种能使我保持思维敏捷，并能为我的政治前途做准备的事业，我相信我完全适于从政。　　因此，我在医院住了一周后就下定了决心。我让人把12月份律师最后考试的申请表寄给我，填好后连同考试费一起寄出。我知道我对自己玩的这点心理游戏将保证我带着我的双胞胎子女一回到天鹅公寓就投入法律学习，而且我需要好好组织我的生活，以便既能做一个母亲，又做一个有专业的职业妇女。　　实际上，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难。我们在天鹅公寓的房子挺大，足够用，但也有不足之处。因为是六楼，我们就在所有窗子上装上窗棂。没有花园，就把孩子带到朗尼拉公园去玩，每天两次。这反而对他（她）们有好处，因为他（她）们开始习惯于见到其他孩子并与他们一起玩耍。起初，我们不懂公园的规定，球曾被公园管理员没收过。一般都是保姆芭芭拉带马克和卡罗尔去公园。周末时，由我带他们出去。芭芭拉曾在巴那多护理所接受过训练，孩子们特别喜欢她。　　50年代，妇女的作用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那之前，家庭一般比较大，等最后一个孩子长大离开家时，妇女一般年过中年；由于还没有可节省劳动的电器，做家务花的时间比较多；家里也常常是一个社交场所，全天都有从送奶工到擦窗户的各种生意人光顾，有的也许只是进来聊会儿天或喝杯茶。因此，很少有妇女有机会或感到有必要出去工作。50年代，这种情况开始改变。到80年代的时候，一切大有改变，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家庭变小了，孩子们离家时，妇女还比较年轻；由于有了家用电器，家务负担轻了；每周去一趟市场或超市，代替了以前等人送货上门。80年代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变化，即这样一种趋势：妇女开始在结婚后继续工作，30来岁时离开工作去生儿育女。　　这些变化使许多人主要是中产阶级强烈要求对儿童保育机构实行税收减免，如保姆、游戏组织，或者以教育的形式出现的托儿所。作为首相，我顶住了这种压力。有工作的妇女本来就给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而在家里照顾孩子的妇女的家庭只有一个人的收入。我认为不应该用后一类夫妇交来的税去补贴前者的家庭，这是一个是否公正的简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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