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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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是基思·约瑟夫劝我改变了主意。那时基思不仅仅是一个我喜欢的老同事，还是一位朋友。我们曾经于1964—1965年在年金事务上共过事，当然，他是一位资深的搭档。像任何了解他的人一样，我被他的深邃思想和深刻的同情心所深深打动。同许多左翼的人一样，基思步入政坛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即他想提高普通人的生活，特别是他所看到的那些流离失所、缺衣少食、受不到正常教育、智力得不到充分开发的人。　　关于基思的笑话很多，最好的笑话是基思自己讲的关于他如何改变主意，更改他对住房、健康、社会福利等问题的政策。但其共同的核心是他不懈地寻找解决人类苦难的正确答案。所以当他得知我当时准备投雷吉的票时，他打来电话劝我重新考虑，我对他的话非常看重。基思了解雷吉的弱点，而作为在政府及影子内阁与雷吉长期工作的同事，基思对雷吉的弱点看得一清二楚。但他想谈的是特德的力量，他总结说：“特德有一种拯救英国的热情。”当然，基思也是这样的人，我也是。　　基思的话帮我拿定了主意。当我通知雷吉·莫德林和他的私人秘书内尔·马腾我将投特德·希思的票时；他们非常失望和惊愕。大多数人的想法差不多。由于特德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明显的多数票，雷吉退出，因此没有进行第二轮投票。　　新的领袖给了我一个不同的职位，我还是满意的。这样我从影子内阁年金事务发言人转而担当住房和土地事务发言人，依然在我的老上级约翰·博伊德—卡彭特领导之下。我一直认为我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所获得的知识对我日后成为首相是至关重要的。我把这些看作是为当首相而进行的各种锻炼。虽然我们是反对党，但是要反对工党政府大幅度提高的年金和福利还是不容易的——只有到后来工党政府大把花钱所造成的财政方面的全面影响才突现出来。所以，调到住房与土地事务部门对我来说是如释重负。　　在这里我可以义无反顾地去攻击最富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主义措施之——设立土地委员会，这种委员会是一种实现社会主义者一贯追求的人人享有发展带来益处的目标的手段。正是在负责这项工作时）我首次完全领教了制订房租标准制度的复杂性及其中的不正常现象，它的命运好像与我的命运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早早的几项任务之一是制订改革地方税的办法，并向对此改革充满疑虑的保守党年会作出解释。我们想进行的改革是：一方面让中央政府承担部分开支，另一方面实行地方税回扣制，并将两者结合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在年会上发言，至少那些听到我演讲的人会认为我抓准了问题。但如果说我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将是夸大其词。这只是一个受到尊重的胜利。　　第二节与财政大臣作对　　不出大家所料，哈罗德·威尔逊在1966年3月末宣布提前进行大选。大选结果同样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保守党失败，工党以比保守党多97个席位的总优势获胜。我们的竞选运动平平淡淡，题为“要行动，不要空话”的竞选宣言苍白无力，只是准确地总结了特德对政治的影响。这次大选被多数人看作是威尔逊1964年大选胜利的延续，因此无人责备特德。我主要集中精力在芬奇利选区竞选。这次，我继续保持了比工党候选人多9464张选票的较大优势，自由党居第三位，因此我还是满高兴的。但总的来说这是一段令人沮丧的时期。丹尼斯了解我的心情，出去为我买了一个四周镶满钻石的戒指来使我高兴起来。　　特德·希思任命我为影子财政大臣伊恩·麦克劳德手下的财政部税务发言人，这使我的精神更加振奋。新闻界一直猜测我将被荣升进入影子内阁。我当时并无此奢望。现在读了吉姆·普赖尔的回忆录入我才知道特德也确实考虑过我，但他却比较有先见之明地决定不那样做，因为如果把我召进来，“他们就永远别想把我赶出去”。　　不管怎么说，我担当影子内阁之外的财政事务发言人比在影人内阁内任什么职更能发挥作用。作为一个税务律师，我所承担的新任务对我来说是轻车熟路。尽管我没有受到过经济理论方面的正式训练，但我天生在经济学的概念问题上得心应手。正如我在任年金事务部的低级别部长时所发现的，我很幸运地拥有抓住技术细节，比较容易地理解相当复杂的运算的那种天赋。当然，这些并不意味着我敢懈怠。作为反对党，在辩论财政法案时，自然得不到文官部门在技术方面的帮助，而只能依靠一些议会外的专家及议会同事的帮助，因此这是一项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工作。　　幸运的是，我家里的事情安排得很好，使我能够按着议会极为紧张的日程去工作。马克和卡罗尔都上寄宿学校了，不在家。虽然1965年丹尼斯将他的家族所属公司出售给卡斯特罗尔公司，该公司不久又被伯马赫石油公司收购，但他在生意界仍十分活跃。我们感到如果我们在离下院不远的威斯敏斯特花园区租一幢房子，生活将更为方便。我们卖了我们在法恩伯勒的房子，在坦布里奇韦尔斯附近的兰伯赫斯特买下了一座叫“蒙特”的住宅。这是一幢模仿都锋式建筑风格的房子，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室内装饰是我少有的几种业余爱好之一。我当时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给卧室刷油漆。贴壁纸上——共有8个卧室。　　但我还是被那大客厅和楼梯吓坏了，不得不请来了专业人员。我们买这所房子的原因之一是想让孩子们放假从寄宿学校回来后在乡间有个去处。但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们好像更愿意在伦敦与他们的朋友呆在一起。因此，“蒙特”并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得以充分利用。但我进行的装饰和修缮并不是徒劳的，在1972年我们把房子卖了，用卖房款买下了在福拉德街（切尔西）的房子。1979年我搬进唐宁街10号前那所房子一直是我的家。　　我感到这项新的工作很适合我，而且我是在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开始这项工作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方式的不连续性和不负责任的现象当时已经显而易见。由于工党政府未能实现乔治·布朗在1965年9月发表的关于《国家计划》中对经济发展作出的乐观的预测目标，他的“国家计划”成为工党的沉重负担。工党政府在1966年5月的预算中宣布将征收“选择雇佣税”，工党这样做违背了它选举前做出的“不大幅度增加税收”的诺言，这种工薪税的重担实际上特别落到服务业头上。反对这项新税是我的一项重要任务。政府与职工大会早在1964年12月的多事之秋就宣布了一项联合“意向宣言”。该宣言的失败表明工党政府依赖它所宣称的与工会的特殊关系来实现“自愿限制收入增长”，并用以控制通货膨胀的办法已经失去了它的信用。　　1966年7月工党政府放弃了这种“自愿限制收入增长”方法，宣布冻结工资6个月，继而实行6个月的工资“严格限制”。价格将被冻结一年，还呼吁在同期内限定股息。工党政府授权成立的全国物价及收入委员会有权要求有关单位在提高价格或增加工资时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该委员会。该委员会还有权以枢密院命令的形式将提高价格或增加工资的计划推迟，但推迟时间最多不超过3个月。政府还可利用其权力指示某项具体价格或工资增长不予执行。从总体上反对这项政策并在伊恩·麦克劳德领导下反对那些提交给下院的“暂缓执行命令”是我的其他几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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