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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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

不必再多说什么了。我的脑子里已是一片混乱，我不清楚我得胜的机会如何。我对竞选领袖的事一无所知。我只好暂时把这一切丢在脑后而继续集中精力研究财政法案。然而，不知为什么，消息还是传出去了，我开始接到议员朋友们鼓励的电话或便条，那天很晚的时候我回到福拉德家中把我的打算告诉了丹尼斯。　　“你一定是发疯了。”他说，“你没有希望。”他说的有道理。但是我绝对相信他会一直支持我的。　　第二天，弗格斯·蒙奇马利来电话，我告诉他基思不竞选了而我要竞选。我不知道怎样让特德知道此事最恰当。弗格斯认为我应该私下和他面谈。我在兰伯赫斯特度过了周未，远远地躲开了媒体评论和推测的喧嚣。我要想的事很多，主要的一点是，我虽然还不知道下一步如何进行，但我对基思的反应肯定是正确的。特德必须离开了，这就是说，必须有人来向他挑战。如果他获胜，我在政治上就完了。那样当然不好，但还是可以忍受的，比当后座议负更糟的事还多着呢。而我获胜的可能性似乎很小。不过我确实认为我参加竞选就可以吸引更有力的候选人出来竞选。即使他门与我和基思的想法不尽相同，但仍可说服他们同意改革保守党现行的灾难性方针。　　我安排于11月25日星期一会见特德。他坐在下议院他房间里的桌子前。我其实根本不必担心伤害他的感情。我走进去对他说、“我得告诉你，我已经决定竞选党的领袖了。”他表情冷淡地看着我，转过身去耸耸肩说道：“请便。”我轻轻地走出了房间。　　于是，星期一我第一次作为公开的保守党领袖竞选人与媒体见面。我很高兴可以指望得到戈登·里斯的帮助和建议，他现在已经是我的朋友并且参加过我早些时候的记者采访。这些采访进行得都很顺利。当然，因为我是个女人，所以这就成了人们感兴趣的主要话题。那天晚上影子内阁和指导委员会的气氛多少有点“紧张和尴尬。环顾左右，我发现除了基思，到场的人中支持者寥寥无几。我猜想人们觉得我做了一个荒唐的决定，因此就没有公开表示更多的敌意。在稍后举行的保守党财政委员会会议上，没有这种明显的压抑气氛。我觉得我就像特曼的一个非凡的卡通片中那个“想当保守党领袖的男人”，只是我是个女人。片中那些被激怒的上校们和愤怒的贵妇们对他大发雷霆。　　我相信，特德的小圈子，还有党中央总部里至少有一个人，曾经希望我碰到点什么事像毁掉基思那样毁掉我。在两个月前接受《退休前的选择》杂志的采访时，我为那些面临食品价格迅猛上涨而勉强维持生活的老人们提供了一些我认为是比较实际的建议。我说可以储存一些罐头。我小时候就有人对我提过与此完全一样的建议。任何精明的主妇都要挑价钱便宜的时候买东西，而不是等到最需要的时候才急急忙忙跑去以高价买同样的东西。　　让我感到惊愕的是，11月27日星期三报上充满了所谓我在“囤积”食品的故事。有人显然是在利用这次不起眼的采访把我描绘成吝啬、自私，尤其是“小市民气”。他们以特有的方式干得很聪明，因而使得其孜孜以求的丑化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适合了保守党内那部分小人的势力眼口味，因为不言而喻，意思是说对一个杂货商的女儿所能指望的就是这些。它还使公众回忆起我在教育部时被传说和报道为“抢走牛奶的人”。　　现在上演了一场真正的声讨闹剧。压力集团受到怂恿，大肆抱怨。一个家庭主妇代表团据说要从伯明翰赶来向我要罐头。食品化学家就罐头食品储存过久发表他们的看法，马了·雷德梅恩，前保守党议会督导员，保守党权势集团可信赖的人物，现任哈罗兹百货商场副董事长，在电视上说：“任何一种劝诱抢购都有背于公众的利益”。其实，雷德梅勋爵家的食品储藏室里可能存着比三文鱼和牛肉罐头之类更诱人的东西。对付这样的事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请摄影师到我在福拉德街的家中，请他们检查我的食品储藏室和食品厨里都有什么。这也许能让保守党统治集团的一部分人相信，我和我的家庭所具有的品味和标准，根本不是他们想象中渴望领导他们党的那个人的样子。而这肯定表明了所谓我在“囤积居奇”，的说法纯粹是恶意中伤，无稽之谈。　　最后，为了使这个正在消声匿迹的故事继续下去，我的对手们做得大过火了，11月29日星期五，我正在约翰—科普的南克罗赛斯特选区，突然接到了秘书阿利森·沃德的电话，说广播里正报道有人看见我在芬奇利路的一家商店里买大量的糖（当时食糖短缺）。阿利森已经做过调查，发现那里根本没有这么一家商店，而家庭的糖消费量怎么说也是有限的。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谎言。我对此予以坚决的否认，阻止了媒体的传播，结束了这场荒诞的攻击。　　我认为这种做法最终总是事与愿违。它向全国的妇女表明了这些男政治家们对普通的家务事多么无知。它也说明这些保守党的达官显贵们对于许多像我一样出身平凡的人，怀着多么丑陋的蔑视，只把他们看作是投票的机器。对我的反对者来说最严重的是，他们的做法激起了保守党内持公正态度的议员们对我的同情，他们看到我成了捏造愚蠢攻击的目标。　　尽管如此，我当时的确很难过，有时几乎要落泪。有时气得发抖。但正如我对我的朋友，斯特里瑟姆的议员比尔·谢尔顿所说：“我看到他们怎样毁掉了基思，可是，他们毁不了我。” 　　已经发生的这些事更促使我下决心参加竞选。还有关于爱德华·杜坎也要参加竞选的许多传说。作为后座议员委员会的主席和一位男性，他很可能比我获得更多的支持。12月5日星期四，就在囤积的谣言就要结束的时候，我在罗伯特·黑德利的克赖斯特丘奇选区参加保守党的一次集会。罗伯特是杜坎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杜坎会出来参加竞选。我说如果他真这么做，我就要重新考虑我的立场了。我们不能分散右翼的票。　　阿宾顿的议员艾雷·尼夫是杜坎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也是他在后座议员委员会执委会的同僚，我对他也很熟悉。我们在业务上曾多次相逢。作律师时，我们曾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在威斯敏斯特花园区他曾是我的邻居。在我担任反对党社会保障发言人时，曾在他起草80岁以上老人抚恤金法案时帮助过他。我们都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我任教育和科学大臣时，艾雷曾考虑辞去他担任的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我帮助说服他留了下来。　　艾雷是个有着各种截然不同特点的人。他态度温和但又很有主见。作为一名作家和从科尔迪茨战俘营逃出来的英雄，他带有一种浪漫气质。比起其他议员，他的经历要多得多，也经受了不少磨难。他有幸有戴安娜这样一个有政治头脑的出色的妻子，她忠诚地支持他。50年代艾雷曾当过短期的低级部长，后因健康原因不得不辞职。我知道特德曾不近情理地告诉他。这是他事业的终点，艾雷的政见不大容易说清楚，我认为他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属于右翼，可能他并不从右翼的角度观察世界。我们相处得不错，我感到我们互相尊重。但是那时我们还不像日后那样成为亲密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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