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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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

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性让每个人都感到不安。政府再也不拥有压倒性的多数。没有人知道在一项具体问题上小党的议员们会如何投票。甚至我们这些有议会督导员报告议会票数动态信息的人也感到事情很棘手。国内保守党的支持者们觉得这一切不可思议，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给政府致命一击促成一次大选。事实上，1977年2月22日星期二，政府在关于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法案截止审议时已经被打败。由于苏格兰和威尔士已没有任何立即赢得“权力下放”的希望，这使得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们收回了他们对政府的支持。一场新的议会危机——政府不再拥有效工作的多数——摆在我们面前。　　第六节自由党与工党结盟　　在描述这场危机的结果之前，有必要从头追述一下关于“权力下放”之争的一些背景，这场争论此后还将以更猛烈的势头再次出现。这场争端——至少到1979年3月的最终结局前——已经给工党和保守党带来了几乎同样多的麻烦。　　由于苏格兰民族党曾经一度获得很多支持——事后表明这种情况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在1968年5月的苏格兰党大会上，特德曾承诺说将在苏格兰下放权力。特德的“琅思宣言”令众多保守党人大吃一惊，甚至包括那些在苏格兰的保守党人。我从不欣赏这项政策，而且整个英国保守党一般对此也不热情。但特德坚持这么做。他设立了一个以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为首的委员会负责起草详细的计划。亚历克的建议于1970年普选前在苏格兰党会议上通过，并写进了宣言中（对威尔士没有权力下放的承诺）。然而在1970—74年我们党执政期间对“权力下放”的承诺却不怎么提了。尽管基尔布兰顿皇家宪法委员会提出了一项详尽的权力下放方案并于1973年10月提出报告，我党二月宣言只承诺研究一下这份报告，而工党则承诺他们将就此事立法。　　大选后，特德坚信我党应该向苏格兰下放更多权力以此赢回对我们的支持，并任命艾历克·布坎南一史密斯为影子内阁苏格兰事务大臣来负责此事。在5月份的苏格兰党会上，特德重申了我们“权力下放”的政策，允诺由北海油田款项资助一个苏格兰发展基金，这比霍姆在资金方面的建议内容还过份）在这项政策基础上，我们致力于1974年10月后举行的选举——尽管我们提出了众多权力下放的措施，我们在苏格兰的支持却进一步减少了。事实上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大选中排在第三位。　　对于我们党采取的这种新政策的忧虑从来就不少。尤其有一小群苏格兰保守党议员，包括我的老朋友贝蒂·哈维一安德森，他们从1974年10月后开始大声发表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建立苏格兰议会的建议将威胁而不是巩固联合王国的团结。他们不认为有必要与工党采取同样的战略，更不要说提出更甚于工党的提议。而苏格兰党本身意见也是极不统一，代表基层意见的“权力下放”反对者和左倾苏格兰党领袖象艾历史·布坎甫—史密斯，马尔科姆·里费金和乔治·杨格等人意见相左。　　这就是我刚坐上党魁的交椅时留给我的摊子。特德把我党尬尴地挂在了这个极其令人痛苦的大钩上，留给我一个棘手的任务：把它解下来，作为一个本能的保守统一党人，我不喜欢“权力下放”的承诺。但我意识到对这项计划已进行了巨大投资，我已无法立刻改变政策方向。如果我这么做了，就会有很多人辞职，这是我无法承受的，暂时我只得接受现状。　　我让威利·怀特洛领导一个关于权力下放的政策小组。在影子内阁内，我们及时讨论了威利提出的关于建立一个直接选举的议会的提议，井同意他们实行比例代表制，但我们没有承诺采取这一制度不少主张权力下放的保守党人想要实行比例代表制，他们害怕在简单多数选举制度下苏格兰民族党将会在苏格兰取得胜利，他们似乎并不厌恶将来在南部或北部实行政治联盟制度，对此，我并不为之所动。　　1975年5月，在丹迪召开的苏格兰党大会上，我尽可能简短地重复了对其建立直接选举产生议会的承诺。与参加会议的人进行谈话使我更清楚地了解到，有一些苏格兰保守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和他们的领袖们意见极不一致。我更加不安了——其他人也是如此。在夏季，英格兰保守党议员们开始对苏格兰权力下放表示疑问，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对联合王国的团结有不利影响，此外，他们的疑问也有其深厚的策略上的基础：如果苏格兰有自己的议会又同时留有现在的（众多的）议席份额的话，它将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中拥有过多的代表。　　另外，工党内部对这个问题也因有异议而相持不下，显然“权力下放”在策略上已不再是一个有利于使政府为难的课题。我和后座议员们开了一系列会议。他们和我有同样的顾虑。这更加剧了我的忧虑。到1975年底，后座议员们持强烈反对“权力下放”的立场。此时，亚历克·布坎南—史密斯和马尔科姆·里弗坎德更加脱离实际，竟想出了设立独立的苏格兰行政机构这一主意。这进一步超出了霍姆的提议，把我们带到了工党的策略范围中去。　　政府提议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直接选举议会的白皮书于11月出台。但影子内阁对此应如何反应，意见极不相同。在准备1976年1月进行的关于白皮书的辩论时，艾历克·布坎南一史密斯和伊恩、吉尔摩要求在我们的修正案文字中提及保守党对苏格兰议会的承诺，而反对“权力下放”的人则争论说，如果我们不再重述这个承诺，工党内反对“权力下放”的人的弃权可能会使我们胜利。我暂时听从了艾历克·布坎甫—史密斯的意见。　　争论在1976年继续进行。朱利安·艾默里和莫里斯·麦克米伦显示出他们是保守党阵营反对“权力下放”的有力领袖。威利设计出一项希望全党能团结在其周围的方案，5月份在琅思召开的苏格兰党会议上我使用了该方案。我们重申对直接选举苏格兰议会的支持但又表明我们反对任何以政府提出的白皮书为基础的计划。为了加重语气，我补充道：“我不能支持这样一个苏格兰议会，我们谁也不能支持成立这样一个议会——如果我们认为它可能使联合王国陷入危险境地的话。”在珀思的这场演说听众反响良好，但它显然解决不了党内纠纷。　　我开始坚定我们的反对派立场，在11月份，当该法案公布时，我与二位宪法律师——伯明翰的扬德里教授——共进晚餐，讨论其中的细节。我也见了宪法学者内维尔·约翰逊多次。我听得越多，越仔细地阅读这项法案，就越觉得它对联合王国是危险的。它带来的是官僚主义和无休止的争吵，而指望它能抚慰那些想要独立的苏格兰人则越来越不可能了。再者，1976年11月我党私下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结果证实了我对“权力下放”问题对选举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的怀疑。苏格兰人的意见四分五裂：政府的“权力下放”计划只获得了22％的支持——比我们党的主张所获支持（26％）少，甚至比“不进行任何变革”（23％）都少。只有14％的人赞成独立。一项深远的宪法变革需要比这多得多的公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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