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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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要采用公民投票的手段就要问这样的问题：公民投票应该适用于哪一类情况呢？推测起来答案将会是：适用于宪法性的变化。但是按照英国传统很难确定什么是宪法性的变化，因为我们大都沿用惯例和先例。” 　　然而，假如具备了合适的宪法基础——这就是说，确定了可以举行公民投票的条件，公民投票也许就成为可以接受的了。但是这样会意味着，像其他许多民主国家那样，情况要发展到有一份成文的宪法或者至少是某种程度的成文宪法，这对议会权力的影响会是深刻的。但是如果我们关于宪法法则和惯例的意识日益削弱，有一天我们也许会需要考虑这类问题了。　　虽然该演说中还有些段落我现在是不会同意的，但这些论断对于考虑就一些问题比如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或者单一的欧洲货币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来说仍然似乎是个很好的出发点。我此时尚不明白我所概括的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条件已或多或少地得到满足。这一点有些人已经领悟。英国法律服从欧洲共同体法律是加入罗马条约的结果，连续的条约修改和共同体制度的实行也都会加速这一进程，这就确实导致了一种宪法的变化。而且我们由于接受了罗马条约的内容和一个特别的欧洲法庭，就已经朝成文的宪法“至少走了一部分路程”，当议会通过的法律与之冲突时，该法庭就可以消除这些法律。　　下议院以312票对248票通过了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提案。然而，4月9日星期三关于继续留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问题辩论的结果则预示着一种未来的事态：赞成票396张，反对票170张。从这时起直至6月5日星期四这个规定举行公民投票的日子，商界的巨大势力，两党的领导人员以及更广的、可敬的幕后统治集团一起称颂加入共同体的好处，详尽阐述对于工作岗位减少的担忧，警告欧洲内部冲突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且嘲笑工党左翼人士和保守党反动分子的奇特联合——组成“投反对票的”院外活动集团／投赞成票的”运动组织得很好，经费也十分充足——这与亚历斯泰尔·麦克阿尔派恩所作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很快就征聘他为保守党司库。人们谈论的这场“大辩论”，实际上是戴维和戈利亚什之间的一场较量，戈利亚什最后获胜。实质性的问题往往不翼而飞。　　对我来说最令人厌恶的是工党领导人的公然的机会主义。英国加入共同体条件的“重新谈判”根本就是不严肃的。在3月份的都柏林欧洲理事会上，大家同意采取一项特殊的“财政机制”使英国兔于承受过重的财政负担：这个机制从未启动，因而也从未带来一便士的好处。然而政府分发给各家各户的小册子抛弃了工党、尤其是外交大臣吉姆·卡拉汉在大选中使用过的所有怀疑欧洲的词藻。小册子包含着诸如下列的劝慰言词：　　作为这些谈判的结果）共同市场的农业政策（通称共同农业政策）现在更加灵活，对英国的家庭主妇和农民双方都有利…… 　　在以前的条件下，英国对共同市场预算的缴款强加给我们的负担过重。新的条件确保英国将缴纳较为合理的份额…… 　　过去共同市场朝经济与货币联盟方向的变迁对英国的就业是个威胁…… 　　这个威胁现己消除…… 　　说什么加入共同体可能迫使英国吃欧洲面包或者喝欧洲啤酒是荒谬的…… 　　……采取重要决定的是部长会议，而不是共同市场的官员。　　我及时地在圣欧明旅馆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动了保守党赞成共同市场的运动。招待会由特德·希恩主持，我甚至把自己描绘成为“在师傅面前讲演的学生”。我在我的选区和其他地方发表了讲话。我在投票前夕向《每日电讯报》投了一篇文稿。我认为我为运动贡献了我的一份力量。但是其他人并不这么看。报纸上出现了批评意见——例如《太阳报》评论说：　　寻人启事：一位保守党领袖。名叫玛格丽特·撒切尔，11天前神秘地从共同市场公民投票运动中消失。自那时以来未再被人看见过。恳请找到她者叫醒她并提醒她说，她作为反对党领袖失职了，使得国人失望。　　这样的批评无疑是由以我为牺牲品而自己另有企图的某些人提供给报界的。但是亚历斯泰尔·麦克阿尔派恩这位很快从支持者变成朋友的人十分关心地告诉威利·怀特洛说，我应该更积极些。不幸的是，作为运动的一部分，在我预定在中央总部举行记者招待会的那一天，爱德华·杜坎这位1922年委员会主席发出了在公民投票中投“反对”票的号召。我在就要面对报界之前不久才得知此事。我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不得不转变方向迂回而行，而不是直接朝着布鲁塞尔前进。　　公民投票的结果本身并不令人惊讶，67％投“赞成”票，33％投“反对”票。较难预料的是对整个政治局面的影响。投票结果是对工党左翼的一个打击；整个运动都受到哈罗德·威尔逊的狡猾策略手法的操纵，这时他则把托尼·本从工业大臣调任为能源大臣，他担任前一职务已成了一个政治负担，而担任后一个职务造成危害的范围受到了更多限制。对保守党人来说，博得大部分赞扬的自然是特德及其朋友们。我自己在议会中称赞了他。他没有作出反应。他是后来作出反应的。　　报纸上很快就充满了关于特德早些时候和我在威尔顿街会晤的报道，但报道的方式暗示我并未认真提议他参加影子内阁。这些报道还暗示他现在想要利用他通过公民投票运动所获得的地位东山再起，可能以我的牺牲为代价。特德的雄心是他自己的事情。但至少关于威尔顿街会晤的真相应该让人们知道。因而，我把有关情况告诉了《泰晤士报》的乔治·赫金森——他并非是我的支持者，但是一位品德高尚的新闻工作者——报道及时地发表了。　　毫无疑问，特德的希望受到了另外两件事情的鼓励。首先，我不可能不意识到各种各样消息灵通的评论家都在预言我担任领导职务的任期不会持久；具体说，到圣诞节时我就会离去。其次，希思政府早先在财政上的不负责行为和威尔逊政府现行的反企业政策合在一起使英国陷人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这也许可以想象会导致联合政府的出现，而特德的前程则可乘势一展宏图。而且比例代表制的采用也许会使联合政府执政并长期存在下去、像我这样的人则会退出。　　实际上，发生任何这种情况的机会都比评论家们想象的要小。这不只是我并无放弃领导权的打算，甚至保守党的后座议员们也没有准备容忍特德的返口。而且也完全不可能企望像哈罗德·威尔逊这样精明、自信的政治家会拱手礼让，放手让他所鄙视的妄自尊大的人物去清理英国的问题。如果他想退让，那要按照他的条件并在他选择的时间去做：当然这是后来所发生的情况。当时没有被普遍领悟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尽管有人批评我，说我没有用足够的气力来鼓吹欧洲，但我在这场运动中成了一个使党统一的人物。反对共同市场的保守党议员们对我并不感到怨恨。大多数后座议员对于欧洲的感觉也同我的感觉非常相似，把它看作一个框架，英国能够在其中得到繁荣，而不是充当十字军。关于英国是否应该是欧洲共同体成员的争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已经获得解决。现在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样的共同体？在这个问题上保守党内部不同的意见将重新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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