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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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

第二年我进行下一次访问时是去参加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代表大会，关于这一点我早已叙述过，这次接待部分地证实了我的上述看法。但是我永远无法完全适应我在那里亲眼目睹的西德政治活动风格。接连不断的讲话者靠近话筒，离它一、二英寸远，对着它大声吼叫，发表长篇大论的讲话。博得掌声的技巧看来是大音量的大喊大叫，以致所讲的话都消失在使用过度的话筒所发出的劈劈啪啪的响声中了。不论是保守党年会还是保守党中央总部的设备，都可能经受不住。　　同时，在欧洲的保守主义政党和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之间继续进行着关于成立欧洲民主联盟的讨论。我力图说服对此不太热心的政党，它们的国家具有联合政府的传统，政治原则模糊不清，因此担心被看成右派。1976年12月我出访海牙去同荷兰政治家们进行会谈——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对个人来说具有较长期重要意义的时机，因为在这次出访中我第一次会见了鲁德·卢伯斯，他是当时的经济部长，后来成为首相，我同他在后来的岁月中建立起一种相互有益的友谊关系。在那里我还向英国贸易商会发表讲话说：　　我急切地希望……共同体内思想相同的政党之间有更加密切的合作，我当然知道历史在我们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不过，我确信在我们检查我们的政策时我们会发现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比我们在开始时所料想的大得多。　　1977年6月我去罗马作了一次短暂访问。在这次访问中也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接触与讨论，特别是和基督教民主主义者赫赫有名的长者阿明托雷·范范尼教授、还有意大利最聪明有效的财政部长之一菲利波·潘多尔菲的接触与讨论。我的访问以与罗马教皇保罗六世的一次私人会见结束，这是我的第一次梵蒂冈经历。这些会见始终是严格和私下会见。我同教皇六世以及后来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讨论了北爱尔兰问题；约翰·保罗二世当选教皇在我看来始终是个天意，另外，我同他还讨论了共产主义的非宗教性质以及它向基督教政治家提出的挑战问题。　　在这次访问的公开讲话中我要求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参加到新生的欧洲民主联盟中来：我承认“保守”一词在意大利具有不同的轻蔑涵义，但我敦促我的东道主们考虑我们的政策相似这一现实。我亲自对阿尔多·莫罗这位当时的基督教民主党领袖谈了这一论点。他是个处世超然的学者式的人物，在他的党内属于左派，我觉得他对我的讲话并不怎么赞同。哎呀，可悲的是，没有机会再讨论这一问题了，因为不到一年时间莫罗先生就遭到绑架并被谋杀了。　　回想起来，我现在能够领会，意大利人认为他们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很不相同，他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天主教的社会学说在不存在强大的世俗的中间偏右政治传统的社会里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框架，这种框架也适用于新教徒。问题是，作为一种生活观点，无论这一学说有多少优点，它本身并不足以为20世纪后期所需要的切实可行的政策提供思想基础。就经济政策而言这一点尤其如此。从地地道道的自由企业到“总体主义”的任何思想都能用基督教民主主义的语言来乔装打扮。　　有些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如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采用自由市场词藻（如果说并非一贯采取自由市场政策的话）来弥补这些不足，他们至少已经在这方面走了部分路程。其他政党，如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人，则已全部走完了这一路程。基督教民主主义已经表明，它无法说明冷战后世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民族国家和超国家机构之间的长期关系。我得出的结论是，不管个别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可能会博得我们多少尊敬并值得我们支持，保守党人从他们那里几乎学不到什么东西。　　总之，来自奥地利、丹麦、芬兰、德国、冰岛、挪威、葡萄牙、瑞典和英国的基督教民主政党和保守主义政党还是一致同意成立欧洲民主联盟。我出席了1978年4月在萨尔茨堡的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其他政党领袖有赫尔穆特·科尔和弗朗兹·约瑟夫·斯特劳斯——巴伐利亚州基督教社会联盟领袖，他在赫尔。科尔于1976年10月的选举中以微弱少数失败后，成为德国右翼的总理候选人。他们两人之间的悬殊差别使我很感兴趣。两个人都身体魁伟，很有德国人特色。但斯特劳斯先生是个生性活泼的知识分子，十分机智，是个有造诣的雄辩家。他缺乏赫尔穆特·科尔的谨慎，在与赫尔穆特·施密特竞争时，他的感情冲动和并不完全名副其实的极端主义名声后来使他失败了。这是在克莱斯汉姆城堡的一个光辉灿烂的时刻，欧洲民主联盟是奥地利人的创见，他们是极好的东道主。对我来说这也是在重要时刻的一个有用的讲坛。　　我已经提到过，第三个紧迫的欧洲问题是共同体各国在东西方关系中的作用。虽然这个问题从我成为党的领袖后不久就使我全神贯注、但我只在一个场合直接谈到过它，——在由休·托马斯帮助起草、于1978年6月23日星期五在布鲁塞尔向天主教大会发表的一次讲演中。主题是“外交政策的原则”，论述的范围很广，包括需要在全世界推进民主以减少战争的危险。但是讲话中引起最大注意的那部分是关于欧洲共同体的政治作用问题。我并不把欧洲经济共同体仅仅看作是一个经济实体：它具有更广泛的战略目的。作为毗邻苏联控制的东欧的一个民主、稳定和繁荣的地区，它既是一个显示西方生活方式的窗口，又是一块把各国政治家和人民从共产主义拉开的磁铁。此外，西欧国家在处理它们同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关系时，其指导思想不应仅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而是要充分考虑到技术转让和廉价贷款对俄国战争机器的润滑作用。　　我们必须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西方提供的信用贷款、谷物和技术；关于安全与裁军的各个不同方面的谈判；苏联和卫星国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活动，全都是同一景物的不同表现特征。除非我们像苏联那样学会从总体上来看待这一景物，否则我们将不断失算。　　为了了解我们是如何得出这样一种看法的，有必要更加全面地考虑东西方的均势问题。　　第二节东方与西方　　我成为保守党领袖之后最先会见的外国政治家之一是吉拉尔德·福特总统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多年来我对基辛格博士的崇敬不断增长，而且——虽然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对国际事件的分析日益趋同。然而，这个时候我对西方对苏联政策的方向感到不安，他被公认为是这种政策的主持人。　　我的确承认理查德·尼克松在与苏联人玩弄实力游戏时所实行的“向中国开放”的重要意义。这是冷战胜利中的重要一环，使中国永远脱离了苏联。至于“联系问题”——即承认在国家间双边关系中一个问题同另一个问题之间的连接，用亨利·基辛格自己的话来说是“创建一个奖励与惩罚的网络以产生最有利的结果”一我的看法是，由于水门事件使尼克松总统在国内的地位削弱，这个前景遭到了破坏。我对“缓和”战略是极为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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