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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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但同时也有一些强烈的相反理由使戈登·里斯、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和威利·怀特洛主张不参加辩论。最初提出进行辩论的可能性时，我们和工党在民意测验中不相上下，但是到必须作出决定时，我们已大大超过工党10个百分点。这就是说，我们不用去冒电视上对抗的风险就有希望取胜。而电视辩论当然有很大风险。我在辩论中说不定会犯错误，而这种错误的影响是难以消除的。吉姆·卡拉汉通常是个演技高超的电视表演者，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利用他的权威和经验向我摆出一付屈尊俯就的傲慢姿态。在事前非正式的讨论中，我们了解到他希望在第一次辩论中讨论外交事务，在那方面他将能施展他的全部力量。以上事实使我不得不对原先的积极性重新加以考虑。　　而且，工党准备向自由党提出交换条件：他们要在选举前的那个星期五与戴维·斯蒂尔进行长时间会晤。我的顾问们和我一致认为，对我们最严重的危险是自由党在最后关头突然支持工党——这种可能性现已进一步增大，因为他们在前不久举行的补缺选举中从工党手里夺走了利物浦埃奇希尔的席位，现在正在起劲地夸大这次补缺选举给他们带来的“势头”——这是他们的一贯伎俩。但是，如无必要，我不想对自由党领导人进行政治揭露。　　因此，我被说服不参加电视辩论。不值得去冒这种风险。总之，正如我对独立电视公司邀请的公开答复说的：“我个人认为，决定选举结果的是要解决的问题和政策，不是个人品格。我们应该信守这种立场。我们并不是选举总统，我们是在选择一个政府。”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它所引起的某些方面人士的批评很快就平息了。　　另一个策略问题是关于上午的记者招待会。照戈登·里斯的想法，最好干脆把它们取消。考虑到传媒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他的想法是有道理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的事情很少成为当天的主要新闻，也许一些离奇的差错和口误除外——值得庆幸的是，在竞选期间没有出现这类问题。但是上午的记者招待会确实给报界提供了提出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的机会，因而也给政治家提供了显示其才能的机会。因此，上午的记者招待会也是赢得老练新闻记者尊重的一个机会，他们的判断会影响他们在整个竞选运动中撰写的报道文章。　　这里还出现了一个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的问题：我们和工党都不愿意把上午9点30分这一档方便的时间让给对方。结果，我们在总部召开记者招待会时，工党同时也在广场对面的运输大楼里举行他们的记者招待会。于是有时就会有一大群记者涌进早已拥挤不堪、温度过高的总部招待会房间，他们根据吉姆·卡拉汉、丹尼斯·希利或雪莉·威廉斯在工党记者招待会开始时进行的无端指责和攻击，向我们提出问题。最后一个产生混乱的因素是因使用“电子新闻采访”摄像机造成的。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种摄像机体积笨重操作不便，但它们的确大大增加了电视报道的灵活性，扩大了报道范围。可是摄影师人数也增加不少。那些扛在肩上的摄像机和拖在地上的弯弯曲曲的电缆线，无论在总部还是在我竞选旅行的各个停留站，对我是个经常不断的威协。　　由于某种原因，保守党的竟选运动总是比工党启动得晚，发展得慢。可是这一次从解散议会至4月11日星期三我党发表竞选宣言，工党在这段时间内比通常更加肆无忌惮。这主要是因为那些我嘱咐他们在公共场合露面和发表讲话的同事们不太得力：这也是整个竞选期间的一大困难。除迈克尔·赫塞尔廷的名字经常在新闻大标题中出现外，我这些同事们的态度不像政治家，倒像是准备当政府部门领导的人物。当然，这就是说，他们是在冒静待时间过长的风险，也使工党得以把火力更加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不过连我也觉得他们这样做对我们有坏处也有好处。在所有竞选运动中，说话的格调和对个人的攻击都应保持平衡。　　工党打算利用这段时间开始攻击我党尚未公开发表意见的政策。可是工会领导人不等工党老板封住他们的嘴巴，就夸夸其谈起来，他们的腔调使人联想起头年那个“不满的冬天”，这恰好是干了对我们有利的事。全国铁路工人工会领导人锡德·韦格海尔威胁说，如果产生保守党政府，并实行自由集体谈判，他将“对工人说，孩子们，来吧，把你们的嘴巴伸到食槽里去吧”，书画刻印及有关行业协会领导人比尔·凯伊斯保证说，如果国家竟然愚蠢到选举托利党上台，他将进行“对抗”。普通及市政工人工会领导人戴维··巴斯内特也预言将发生劳资冲突。这些都是为工党吹奏过的老调子，可是现在跟选民的想法完全合不上拍。　　我也没有完全保持沉默。4月：日星期四，我在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的一次集会上向候选人（包括参加改选的保守党议员）发表讲话。我觉得——大概谁都有此感觉——这个地方不是举行公共集会的好场所，因为建筑单调乏味，毫无特色。这一年有个特殊困难：候选人希望听我讲讲竞选宣言的主要内容，可是宣言尚未发表，我只能向他们简单讲一些文件精神而不透露内容细节。因此，我着重讲了讲降低所得税以更好地促进创造财富，以及工会改革的必要性。会场上的听众全是优秀演说家，对他们讲话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他们的热情证实了我的感觉：我们没有选错斗争的领域。　　第三节竞选第一周——选举前21天至14天　　4月11日星期三，在我第一次主持的保守党记者招待会上，宣言正式出台。一起主持这次招待会的有威利·怀特洛、基思·约瑟夫、杰弗里·豪、彼得·卡林顿、吉姆·普赖尔、汉弗莱·阿特金斯、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和安格斯·莫德。宣言的语调温和适中而又切合实际；克里斯·帕顿和安格斯·莫德用简单明了、不带行话的语言表达了我们的意思。　　第二天报纸刊登宣言的情况很好。但那天记者招待会会场上人数过多，令人几乎难以忍受。我们那些身穿厚毛料西服挥汗如雨的男同事们比我更加受罪。　　第二天是复活节前的星期四。复活节刚好在竞选期间，所以我们白白损失了四天竞选时间。我正式开始参加竞选活动是4月16日，星期一——用竞选工作人员的行话来说，这一天叫Ｄ－17日（“Ｄ日”当然就是选举日）。我们已计划好从威尔士开始。我们从伦敦盖特威克机场乘飞机到斯旺西机场，在那里乘上竞选大轿车，先访问一家国家医疗服务系统的医院，然后前往当地的保守党俱乐部接受地区电视和电台记者采访。采访过程中，我听到俱乐部里有不少吵闹的声音。事后才知道，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争吵，甚至发展到大打出手，起因是俱乐部当局要把女记者赶出只为男会员保留的房间。　　我从这里前往加的夫，参加第一场重要竞选群众集会。选择在这里开始竞选非常合适。这里可以说是敌方控制的心脏地区，因为卡拉汉先生的选区就在加的夫东南区。加的夫市政厅环境舒适，音响效果良好，听众热情高涨，这情况实在不错。我发表了一篇极为有力的讲话。它是一项毫不妥协的声明，阐明了社会主义如何削弱英国的力量，以及为什么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方向——不是进行乌托邦式的试验，而是回到我们错误地背离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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