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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〇

　　至于约翰·梅杰的方法，其问题在于，虽然它开始时赢得了喝彩，但基本问题却未得到解决。在此情况下，我们可能会不再去为我们关于共同体的另一种想法去争取支持，而去附和一个并不适合我们的、新的欧洲框架，同时又得依靠一些特别例外权，而这些例外权最终又要有赖于其目的与我们非常不一致的那些人们与机构的良愿和公正。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由于我们接受了有关这一联盟未来方向的一些重要原则，这一做法的改变的确使我们的地位恶化了。例如，由于接受了条款Ａ和条款Ｂ中确定的总的目标，就使得英国今后更难以为自己对欧洲的看法提出异议。

　　后来表明，英国通过谈判成功地取得了两项特别的例外权。第一项同意英国可以不遵守《社会宪章》中有关工作地点与工会权的规定；第二项允许我们不加入货币联盟的第三阶段，也即最终阶段。政府抵制了社会方面的条款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它们会增加工商企业的费用、减少灵活性与竞争性，并且破坏了就业机会。但是这些例外权仅与新条款有关，而不涉及经过《单一欧洲文件》修改过的《罗马条约》中的其他社会政策指令。这仍然能使德国和法国通过后门将它们高的社会成本强加在英国头上。

　　1993年6月的“工作时间”指令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它规定每周最多可工作48小时，这的确成为了一个具有考验性的案例。它作为“健康与安全”措施被列入第118ａ条中。需要得到合格的多数票通过才能生效。英国政府向欧洲法院提出了法律质疑。但是，不管是有关产假或是有关非全日制就业方面的指令仍接踵而来。所有这些措施只有一个主要结果——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也可能只有一个主要目标，即减少了英国工业的灵活性与竞争能力，使我们与欧洲一致。

　　此外，由于我们的社会成本低，毫无疑问，特别是法国人，他们会竭尽全力阻止把投资和工作机会转向英国。例如，当胡佛—欧洲公司的总裁解释说，由于苏格兰的整个报酬费用比法国要低37％，因此，决定把真空吸尘器的生产从第戎转到格拉斯哥附近的坎伯斯朗时，这时，法国人感到愤慨。这一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法国法律所要求的社会福利费用是高的。当英国政策认为有必要将条例规定的负担和企业的费用保持在低水平时，法国斥之为“社会倾销”。在此情况下，它将继续施加和增加压力，要英国接受会危及其企业的条例。

　　同样，货币联盟方面的例外权更不起眼。它仅给予我们退出货币联盟第三阶段的权利，而不是第一或第二阶段。在实践中，头两个阶段对英国经济的自由到底有多大限制，这还可以辩论，虽然无论怎么看，它都是大的。此外还要求成员国“把它们的经济政策看做是共同关心的事情”。有关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要由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制订，然后通过一个名叫“多方监督”的机制密切注视其成员国是如何遵从这些指导原则的。委员会有权密切注视成员国公管部门的赤字，如果认为这一赤字“过大”它可对该成员国采取措施。在货币联盟的第二阶段，其成员国必须为使它们中央银行的独立作准备工作（正如英国已开始做的那样），并采取和坚持一个“多年度的一致性计划”，为最终成立的货币联盟调整货币。

　　最后，要求每个成员国“把它的汇率政策当做共同权益对待”。这就产生了一种危险，即其他成员国和欧洲机构会认为英国有义务重新加入汇率机制，再一次使其货币政策服从于维持外部的比价。虽然1992／93年度汇率机制实际上的削弱使得将来实现经济货币联盟一致性的进程比在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更加难以预测，但为了该条约的所谓“一致性标准”，可能把扩大了的15％的汇率机制变动幅度解释为“正常的波动幅度”。这就可能使成员国中的内部核心开始实现第三阶段的货币联盟，只是比原来的时间表稍稍推迟了一些。

　　英国是否有权退出第三阶段，这一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一旦内部核心进入了第三阶段，组成了欧洲货币单位集团，英国就会受很大的政治（最后是法律方面）的压力，要它按照在第二阶段所承担的义务维持英镑与欧洲货币单位的比价，从而跟随欧洲货币单位的利率。如果有些成员国成为了货币联盟的正式成员，英国在欧洲中央银行董事会——它确定期望我们要遵循的利率一中就不会有席位。在这种情况下，要英国继续下去，参加货币联盟的第三阶段，这一诱惑是很大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明确规定，第三阶段是“不可逆转的”，这意味着，至少根据共同体法，以后我们没有权利退出和重新发行英国货币。这会使主权受到重大损失，标志着英国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沉浸在欧洲超国家中。

　　有人争辩说，这永远不会发生，因为汇率机制的解体表明要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固定汇率是愚蠢的。但这一论点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想在欧洲加速推行联邦制的历史表明，客观情。况不会劝阻联邦主义者放弃他们的计划。事实上，该计划受到每一挫折后只会促使他们进一步加快走向不可挽回的结局。第二，它可能会避免由于外汇投机性流动所带来的许多不稳定，一旦这些投机性的流动会使汇率机制解体，就可通过直接锁死货币和欧洲货币单位来予以制止。当然，由于汇率机制中的通货溢值，对较弱的国家经济所带来的后果甚至更具有灾难性。在适当的时候，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大的区域性变化、工业下降和边缘地区失业人数的急剧增长，这又会促使大量的人越境移民。

　　但是，如果认为这些后果必然会导致放弃这一事业，那我们的无畏就到了愚蠢的地步。因为好的结局要依靠欧洲民主机构的健康发展和责任感。但是国家政治机构的权力现在正在被统一的欧洲机构所取代，而且对于这一点，没有真正的民主方法加以抑制。无论怎么说，这是放弃政治领导，坐等人们无法控制的不利局面，解除人们的职责，使他们不能执行有利于国家长期利益的政策。

　　我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国际上的影响非常关心，这反映了我对它的不安。这几乎也同样反映在我对它对于英国会造成的风险的关心。虽然1988年我在布鲁日的讲话中谈到了英国传统和机构的特殊力量，我也同样关心它对其他欧洲国家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影响。当然，最终还是要由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人们决定他们彼此之间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但是，当任何人看到这些大国在轻率地追求灾难性的目标而不向它们敲响警钟，这种态度是很不负责的，事实上是一个坏欧洲人。

　　要德国人放弃联邦德国马克；要法国人永远为占支配地位的东邻充当副手；要意大利不去进行国内政治改革而是指望欧洲联盟帮助它解决问题；要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不要最有效地利用它们低的人工成本，而是去依赖德国的津贴；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向其他欧洲国家出口它们高的社会成本而不是将它降下来，这些都是没有道理的。至于中欧和东欧的前共产党国家，怎么能期望它们与因共同体的货币与社会政策而带来高费用的政权共处？很难看到它们不会成为迪洛斯式的欧洲联盟的远房穷亲戚。因此，对联盟的成贝来说，这一政策带来的是经济衰退的前景。对它们的邻国来说，它会造成不稳定。对世界其他地区来说，它促使它们走向保护主义。

　　对于一个对所有有关各方都会带来如此多的损害的条约来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甚至不可能将保守党团结起来。事实上，它在议会和这个国家里分裂了保守党，对政府的方向辨别力失去了信心。由于我们的部分战略基本上是向我们的伙伴们证明英国想位于“欧洲的中心”，因此，试图在汇率机制内维持无法支撑的英镑比价，这直接导致了本来未必会发生的大的经济衰退。我们离开它时令人感到羞辱的情景，在政治上给保守党带来了进一步的损害。当我们临近1996年的政府间会议时，所有这些基本问题都会再次出现。

　　1991年11月，甚至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全部细节尚未透露之前，我就充分预料到我会彻底地反对它。由于我在前面已概述的原因，如果我继续留在下议院内，这肯定会使所有有关的人更加感到尴尬。此外，无论何时举行大选，其结果都可能是我们在1987年得到的压倒多数的席位会减少。这会使我更加难以按照我的本意说话和投票。无论怎么说，虽然我仍然坐在大约25年前所坐的后座议席上——作为一个年轻的后座议员我曾感到很愉快——我现在感到拘束不安。后座议员的乐趣来自能够畅所欲言。可是，我知道今后我再也不能这样做了。我的每一句话都会被看成是支持还是反对约翰·梅杰。我只要到会就会使他感到受抑制，这反过来又会抑制我。所以我决定辞去芬奇利议员席位，接受终身贵族爵位。

　　丹尼斯获得准男爵爵位使我感到高兴，这弥补了我的矛盾心情。1992年4月保守党大选的胜利——我的政绩在这次胜利中占有同样份量一约翰·梅杰令人钦佩的勇气以及工党所犯的令人震惊的错误，使我感到我又可重新继续进行有关欧洲前途的辩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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