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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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五

在维护国内法最终的至高权力方面，英国在共同体内不会是孤立的。例如德国，它就不承认共同体法律凌驾于它的宪法之上，就像联邦立宪法院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一问题上已清楚说明的那样。同样，法国也维护了它宪法的最终的至高权力。它的行政法院制订了一些原则和程序，如果法国利益需要，它们可以限制共同体法律的具体实施。　　我们在英国也应该制订出一些规章处理在共同体法律与英国议会法之间出现的偶然性纠纷（如像在法克托姆案件中所出现的纠纷），并建立一个程序，规定当一项法令与共同体的法律无意中发生冲突时，如果有必要，要通过枢密院令而不是由法院使其中止执行，以制止法院裁决和司法思想出现的缩小议会主权范围的趋势。应该有一个只有议会才能立法的受保护事项的保留名单，包括我们宪法的调停和抗辩权。最后，我们应该拥有可由枢密院令行使的保留权，使我们能最后防止某些具体的共同体法律和决定在联合王国生效。人们认为，我们会很少使用这些权力，可是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能抑制来自欧洲的侵犯。但是有关如何采取而不是应不应该采取这些行动的辩论本来早就应该进行了。　　不可能事先准确地预测这一谈判过程会在哪里结束。英国在共同体成员中会不会坐在外面的一排，我们会不会享有欧洲自由贸易区国家、后来欧洲经济区国家已享有多年的、类似的伙伴关系协定，或者，欧洲联盟会不会按照新条约在各国之间变成一系列像“可变化的几何图形”似的双边或多边协定——这一切都是可能的。　　无论怎么说，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容。清楚的是，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事实上在马斯特里赫特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看法——即共同体各成员的目标和可预见的利益彼此很不相同。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相应地制订我们1996年的战略，这是获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依据。　　我不相信这一方法与其他欧洲国家的长期利益不符。如果让欧洲联盟沿着目前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它在各个级别上都会失败。它会向中欧和东欧共产主义以后的国家强加一些它们想加入该联盟时所无法接受的条件，从而将它们排斥在外。它会使南欧国家依赖德国纳税人的施舍，从而变得越来越衰弱。在更加广泛的世界范围里，它会成为一种支持保护主义和制造不安定的力量。　　如果法—德集团决心要着手重建一个现代的卡洛林玉朝，那是它们的选择。几乎可以肯定，其结果会是令人痛苦而难忘的。在一个民族主义重新觉醒的世界里，难以想像法国人会永远接受该国沦为德国的卫星国。同样，也难以设想德国纳税人会为国外的经济衰退地区提供更多的补贴以及为因生活所迫进入德国的移民提供房屋、卫生设施和其他福利，此外，还会失去德国马克所提供的保证。而这一切发生的背景是，由于欧洲在失去投资与就业机会，它在世界贸易与财富中的份额在逐渐减少。到了某个时候，这些国家的选民会起来反对那些导致它们陷入经济混乱、受到关系疏远的官僚们的统治以及丧失其独立的政策。　　英国要单独阻止这些不受欢迎的事态发展，其力量有限。但在此处援引小皮特的愿望不会是不适宜的，其意思是，英国“已经依靠自己的努力挽救了自己，并且将……以它的榜样挽救欧洲”。同时，致力于我在布鲁日提出的那些理想——一些自由进行合作的民族的国家，它们爱好自由企业并欢迎自由贸易——的人们，他们所能作出的最好贡献是将欧洲各国的政治家、法学家、经济学家、作家和评论家都聚集在一起，重新发起一个运动，建立包括大欧洲和美洲在内的横跨大西洋的合作。正如我在布鲁日演说中最后所说的：　　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欧洲，它在范围更加广泛的世界里在充分发挥作用，它的目光向外而不是向内，它保存了那种大西洋共同体一即包括了大西洋两岸的欧洲——这就是我们最崇高的遗产和最伟大的力量。　　第十四章　冷战结束新的混乱　　外交政策和防务　　第一节受到挫伤的欣快症　　与欧洲共同体的事务相比，在我离任时，外交政策中一些事件的整个历程最初很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在继续着。鉴于当时正在为无法预料的海湾战争确切进程作准备，因此，这种气氛看起来似乎是奇怪的，甚至有些无动于衷。但是我相信所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相信西方，或者像我们从策略考虑喜欢称之为的“国际社会”，会战胜萨达姆·侯赛因和扭转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此外，这场危机还导致了美国和英国重新建立我把它当作我在处理问题时起主要作用的、那种极其重要的“特殊关系”。　　但是，更加具有长远重要意义的是冷战的结束，或者更为准确但不那么策略他说，是在那场大规模的战争中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的确，如果没有这一结局，海湾事件就不可能进行得比较顺利。我抵制德国的统一没有成功。但事态的发展导致了1989年6月团结工会在波兰选举中的大获全胜，那年11月推倒了柏林墙，12月在罗马尼亚推翻了齐奥塞斯库，同一个月，瓦茨拉夫·哈维尔当选为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90年4月在匈牙利的选举中非共产党人获得了胜利——我把这些看做是罗纳德·里根和我在整个80年代所坚持执行的那些政策所取得的实际的、很受欢迎的成果。我不怀疑，这种势头足以使事态继续发展下去，至少现在是这样。目前还不能确切他说中欧、东欧和苏联会走向何处。我很懂得这些地区的复杂历史，因而了解肯定会出现民族纷争和有可能提出改变边界的要求。我们当时想，至少作为赫尔辛基进程的结果，重新恢复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可以提供一个有益的外交框架来解决争端。可是，后来发生的事件，使我们感到很失望。　　我在乌克兰亲眼看到反对前苏联的民族主义浪潮是多么强烈。正如我在最后一次参加的那次欧洲理事会开始时对雅克。德洛尔所说的，我不认为应该由西欧人对苏联未来的模式或它的继承者发表意见，而应当由有关的民众对它们作出民主的选择。我不相信我们能够了解未来，更不用说有信心去塑造未来，但这没有减少我对正在发生的变化所感到的满意。苏维埃帝国和它附属国的无数臣民曾经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现在他们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国家之中。曾经被核武器武装起来的这些新的民主国家，放弃了它们反对西方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这些是在人道和安全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无论在那时或以后，我对在外交上比较简单但却具有致命危险的冷战时代没有任何的怀念。　　一个被削弱的、正在进行反复无常的改革的苏联首先需日益关注它自己的大量内部问题，因而使其他地区的冲突得以解决。在非洲，苏联支持的颠覆活动宣告结束，这意味着南非的改革家们有了新的机会对他们国家的未来达成协议。事实上，不论在非洲或中东，在中美和南美，在印度次大陆或印度支那，苏联所执行的、企图统治全球的长期战略的告终为进步开辟了道路。受到压制的、对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渴望，使那些腐败、暴虐的政权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它们再也没有理由要莫斯科给予支持（或者是华盛顿的支持）以防它们会投向另外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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