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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风起云涌的抵抗运动使法国当权者不得不让步了。1960年9月16日，戴高乐提出让阿尔及利亚实行“自决”，在三种方案中选择一种：彻底“法国化”、彻底独立和“联合”。但是顽固坚持法国统治阿尔及利亚的死硬分子不同意“自决”，他们在阿尔及尔设置路障，在巴黎掀起暴乱的狂潮，并策划了一连串以反对“自决”为宗旨的阴谋。

　　通过谈判谋求和平的努力，一开始就告失败。征兵又开始了，入侵队伍很快重新组织了起来。萨特感到不得不再次站出来说话了，他对新创立的反战报纸《自由真理报》的记者说，民族解放阵线的胜利就是一切正义事业的胜利。据称，他这一讲话“引起军人抗拒命令”。政府慌忙没收了刊登萨特讲话的这期报纸，并开始对该报编辑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实行监督。为什么不把法国左派联合起来，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呢？

　　《现代》8月号发表了由121人签名的声明，签名者是包括萨特、波伏娃在内的一些举足轻重的知识分子、教师和艺术家，声明号召应征入伍的青年不服从入侵的命令。声明的效果是很明显的，军队中响起一片造反之声。很快，8月号《现代》被政府全部没收，与此同时，许多签名者被迫接受当局的审查。9月8日，《巴黎新闻》出现了大字体标题：“让·保尔·萨特、西蒙·西尼奥雷等一百多人可能被监禁5年。”“萨特就要被逮捕了！”人们奔走相告。当时的新闻部部长泰雷诺瓦在一次宴会上的发言似乎更证明了这点：“萨特代表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和自杀性的独裁力量，目的在于用这种力量欺骗迷惑的、堕落的知识分子。”此言一出，中伤和造谣向萨特铺天盖地而来，有的报纸称萨特为“叛徒”，而有的叫他“法国之敌”。然而萨特根本没有时间也不屑于去理会这一切。

　　紧接着，好几名签名者遭到了指控，被传到法庭受审，局势越来越严峻，但没有人害怕，反而不断有人在声明上签字，《思想》、《真理与自由》等报纸相继做出了声援的姿态。面对反战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当局恼羞成怒，明令在声明上签过字的人不再允许在电视和广播上露面，连他们的名字也不准在任何节目中被提及。不久，《现代》等报刊杂志的编辑部遭到查封。

　　矛头总是直指萨特而来。一天，约5000多名退伍军人在香榭丽舍大道上游行，抗议以萨特为首的反战派，他们高呼：“枪毙萨特！”报刊趁机对这次游行大肆喧染，并不断借题发挥。《巴黎竞赛画报》发表了大字标题的社论：“萨特：内战贩子！”看起来，他们要采取切实的行动了。

　　11月8日，警察来到波伏娃的寓所，通知说她和萨特已被官方正式指控，并当即口头审查了他俩。然而这不过是一次雷声大、雨点小的威胁行动。看清了对方骨子里的胆怯，萨特和波伏娃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再扩大声势，因此他们把责任一个劲地往自己身上揽，企望在受审的时候对事实的本质作最彻底的揭露，然而就在开始审问的前一天晚上，主审官却自称生病了，于是审讯改期。但到了这个日期，审问又推迟了，这一次是无限期推迟，理由简直算不上理由，说档案还在检察官那儿，不久，这次指控就不了了之了。当局不希望起诉萨特，据说戴高乐本人发了话：“那些知识分子让他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我们不要去捉伏尔泰。”一场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就这样收场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一天夜里，大约凌晨两点钟，住在波伏娃寓所的萨特被一个沉闷的响声惊醒，他连忙走到阳台上，圣纪尧姆洛街方向升腾起一股浓烟。“噢，他们嗅出我们住在这里了。”萨特并不感到震惊，这已经不是巴黎发生的第一次塑性炸药爆炸事例了。这次爆炸无疑是冲着萨特来的，炸药就放在萨特房间的上层，两套房间和一间卧室被毁，三楼以上的楼梯凌空悬了起来，所幸没有人受伤。这次爆炸事件是秘密军队组织对不久前萨特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的报复。房东害怕了，要求萨特立刻搬走：“就因为你们搞政治，才弄到这般地步，我们谁都遭罪！”然而，明事理、有正义的人更多，人们纷纷寄来信件或电报对萨特表示慰问，鼓励他继续斗争。在一家餐馆里，一位顾客走到他面前，伸出一只手说道：“尊敬的萨特先生，你好样的！”

　　暴力袭击是意识到大势已去的绝望表现，历史的车轮谁也无法阻挡。1962年3月18日，法国代表与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签署了停战条约——“埃维昂协约”，3月19日，阿尔及利亚战争正式停火。不久，阿尔及利亚人民以5975581票对16534票选择了独立，一场长达6年的噩梦终于过去了。

　　第二十六章　《阿尔托纳的被幽禁者》

　　写作总是能帮助萨特跨越生命中一切可怕的阶梯，也只有在投入新书的写作时，他才能避开现实中无止境的苦恼。阿尔及利亚战争使萨特精神高度紧张、情绪极为低落。1958年夏，萨特急不可耐地来到罗马，开始撰写生平最后一部戏剧。

　　正如《苍蝇》、《魔鬼与上帝》等戏剧都是萨特对时局进行思考的产物，触动他创作新戏剧的灵感是几乎占据了他思考内容全部的阿尔及利亚问题。他想讲述一个从阿尔及利亚服役回来的年轻人，他在那里看到了一些事情，也许还参与了这些事，但他对此保持沉默。题材不用愁，《现代》上登载的大量有关那些参与了酷刑实施的应征入伍者的叙述和他们的审讯证词给萨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就在动笔前，荒诞剧剧作家亚瑟·阿达莫提醒萨特千万不要描写法国家庭，那样的话太敏感了，剧院一定会因害怕冒政治风险而拒绝上演。萨特又一次把故事搬到了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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