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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是可忍，孰不可忍？第二天，人们就从卢森堡广播电台听到了萨特那坚定有力的声音：

　　“这些年轻人不愿意有一个与他们的父辈们一样的未来，也就是不愿意有我们这些人的未来，这种未来证明了我们曾经是一些怯懦的人。……大学生跟大学，只有一种关系，就是把大学砸了。要砸，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上街。”

　　萨特认为，在萎靡不振的西方国家里，惟一的不满现状的左派力量只存在于所有的青年人的身上，因此，大学生们不应气馁，应该把这种斗争不屈不挠地进行下去。人们很快把萨特的讲话复制成成千上万张传单，在整个拉丁区散发。萨特感到自己已经被深深地卷入了这次风暴，他无意退缩，并有些兴奋：他希望这场运动将震撼当局的统治，甚至把它打倒。

　　5月13日，由学生、左翼党派的领袖、工人代表团汇成50万示威大军从共和国广场浩浩荡荡走向丹费尔特—罗歇路广场。人们高呼“学生、教师、工人联合起来！”“要受欢迎的政府”……拥有大学教师头衔的蓬皮杜总理赶紧下令打开索邦大学的校门，立刻，标语、传单、大字报和漫画贴满了校园。在10天之内成功地把工人动员了起来是大学生们的一次伟大的胜利，这样，他们不再是孤立的了，他们的力量陡然壮大。很明显，没有劳动者的帮助，当局不可能轻易作出让步。

　　5月20日晚，9位作家被邀请到索邦大学和学生们一起座谈，萨特和波伏娃一齐被邀，这无疑是学生们注意的焦点。“萨特要来了！”消息一传开，人们蜂拥而至，只能容纳4000人的阶梯教室里挤入了7000多人，而教室外的走廊上更是摩肩接踵、水泄不通。看到听众们处于一种激动、亢奋的情绪中，紊乱的场面潜藏着闹事的危险，波伏娃不禁为被学生们拥走的萨特暗暗捏了一把冷汗。担心是多余的，当教室里响起萨特的声音时，闹哄哄的人群立刻安静了下来。

　　萨特首先毫无保留地赞成学生的行动，随后他提出自己的希望：学生们应坚守“你们创造的这种将打破一切既定制度的激烈的民主”。接着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向萨特提问题，萨特一直回答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萨特以激励人心的话语作结：“一种新社会的观念正在形成，这一社会将建立在充分的民主以及社会主义与自由的结合之上。”人们发自内心地使劲鼓掌，掌声持久不衰，此情此景让同来的几位作家发起了牢骚，因为他们来这儿似乎没什么可干的。“我对明星制度厌倦极了。”两年后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小说《情人》的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小声地嘀咕着。

　　此后，萨特一直和学生们保持着来往。他曾以《新观察家》周刊记者的身份采访了这次运动的主要学生领袖——科恩·邦迪，他甚至试图为这些小左派分子在《现代》上找一块发表意见的讲坛。学生们也常常来征询这位久负盛名的支持者的意见。

　　然而，事与愿违，5月运动不久就开始落潮了。当6月初，又发生了一系列暴力事件后，公众舆论开始转而反对学生。以蓬皮杜为代表的政治势力以在工资上进行大幅度让步来换取公众的同情，而巴黎大学内部呈现出一派“颓废”——到处是流里流气的嬉皮士；毒品贩子在那儿兜售毒品；一些戴着头盔、手持铁棍的“敢死队员”则完全没有政治头脑……最初，全国上下都同情学生，至少对他们抱有好感；现在，人们对他们不无失望，而一而再、再而三的暴力事件使他们感到恐怖，他们开始渴望正常秩序的恢复。靠着这股反冲力，6月底，戴高乐主义者在公民投票中大获成功，5月革命流产了。

　　尽管是在意料之中，萨特仍感到殊可惋惜。当《新观察家》的记者就此采访他时，他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

　　“事实上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失败了，但它只是对那些有以下看法的人才是失败了，这些人认为，革命可以马到成功，工人会始终跟随学生，在南特与巴黎大学爆发的运动还将导致社会与经济的崩溃，而且这不仅将引起制度的衰败，还将导致资本主义体系的瓦解，这是一种幻想……”

　　正如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任何事情的意义也不能从一种表面的、肤浅的层面作出评价。萨特对记者说，五月运动中许多崭新的侧面，历史将让人们看到它的重大意义。

　　今天，我们看到“五月风暴”震撼了法国人民对于民主、自主权等观念的意识，从而间接地导致了戴高乐在1969年4月27日的下台。它代表的不是一代人的危机，而是整个社会的危机，因而在法兰西民族意识中回荡了很多年。同时，五月风暴使法国的革命青年的斗争和工人的斗争在汲取了宝贵的经验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萨特而言，从这次运动中他意识到自己继续与学生、工人并肩作战的责任感，再次认识到个人的社会实践的重要性。从此时起，他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社会活动，而只把一小部分精力放在著述上——只继续那些已经着手并即将完工的著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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