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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也许是有人走露了风声，那天，当支持者们还刚刚聚集在印刷厂时，就发现街角已停了一辆警车，他们决定不予理会，一切按原计划进行。他们的车和警车一前一后地出来了，不一会儿，他们的司机巧妙地把尾巴甩掉了。但更多的人知道消息后赶来了，其中包括从各家电台、电视台来的记者。萨特对记者讲了几句话后，车子径直开往马斯佩罗书店，在那儿三千份报纸很快抢购一空。下一个目标是“读书乐”书店，但那辆被甩掉了的警车又跟上了，不过其上的便衣警察们只是远远地跟着，并不上来干涉。又放了几千份报纸在“读书乐”书店以后，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地在街上发报纸。

　　三个鲁莽的小伙子远离了大伙儿，一直深入到圣米歇尔大道，警察逮捕了他们。恰好目睹了此情此景的另三名同志自愿和他们一起去警局。得到消息后的萨特和波伏娃迅速赶到那家警局，他们身后簇拥着本国和外国电视台的记者，再后面是那辆一直跟着他们的警车。在警察局门外萨特对记者发表了义正辞严的讲话，一位警察则站在二楼上给跟来的几个人每一个都拍了照。是纪念？是恫吓？还是虚张声势？然而什么事也没有，6位朋友很快获释。如此结局，似乎令警方很不甘心，当大家一块儿去饭店吃午饭时，那辆警车竟然又跟着到了饭店——但也只能如此而已，他们再不敢妄然采取任何行动。萨特和他的战友们再一次挫败了当局试图破坏他们示威活动的企图。

　　此后，政府似乎也厌倦了这种毫无成果的争夺战，而最让人棘手的是：伏尔泰是抓不得的。渐渐地，政府对于《人民事业》报的干扰停止了，该报终于取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得以在报亭公开出售。不到半年，它已经办得如火如荼，其规模、知名度和发行量都已今非昔比。1971年1月，该报的支持者们成立了“《人民事业》报之友协会”，在成立大会上，当波伏娃谈起他们在三次散发报纸的过程中同警察打交道的始末时，听众们无不捧腹大笑。

　　成功鼓舞着萨特继续为左派的新闻出版自由而进行斗争。除了仍旧担任《人民事业》报的主编外，他又接过了两家左派报纸：《人民之声》和《一切》的领导职务。和当年于危难之时接过《人民事业》报一样，萨特并不完全赞同这两家报纸的观点，只是认为它们的存在意味着左翼势力的壮大。因此他决定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保护这类较为激进的出版物免受政府查封或被勒令停刊。

　　此外，萨特还和许多左翼分子一起参加了旨在帮助在政府对左派分子的镇压中的受害者的团体——“红色援军”组织，他希望通过这个组织能把形形色色的非共产党左派组织联合起来。

　　萨特为“红色援军”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包括：帮助创建该组织的宣传刊物《红色拯救报》；为审判朗斯煤矿雇主的人民法庭起草并宣读对该煤矿恶劣雇佣状况的起诉书；积极支持政治犯们为争取改善服刑条件而进行的绝食抗议；领导了一次对一家汽车厂的接管运动；为一本关于法国毛派的书作序……随着萨特不断地投入社会实践，他越来越成为法国国内最有影响力、最引人注目的左派领袖。而历史永远地摄下了萨特在圣·米歇尔大街叫卖报纸的镜头，在警察局前慷慨陈词的镜头以及总被一辆警车跟着的镜头。这些珍贵的历史镜头鼓舞着一代又一代法国人为争取新闻自由以及最高意义上的民主、自由而不断战斗！

　　第三十二章　《家中白痴》

　　从1968年以来，萨特的主要精力不在于著述，而在于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活动。人们总是看到他忙于出席集会、发表讲话、签署声明、宣言、抗议书、出庭作证、递请愿书、会见记者、上街游行示威、会见左翼分子等等，因此当1971年，大部头的三卷本传记《家中白痴——居斯塔夫·福楼拜》映入读者的眼帘时，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同一个问题：这位天才兼斗士是如何能够一心两用：一方面马不停蹄地投入当代社会政治生活，另一方面却从最深的层面追寻了一个19世纪的人物。

　　跟人们的猜想不一样，《家中白痴》并不是一部急就篇——“福楼拜花了我十年工夫，可以说，从《阿尔托纳的幽禁者》之后，我就致力于这部著作”。而要谈到萨特对于这位19世纪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的研究，则始于更早的时候。还在萨特五六岁刚刚学会阅读的时候，他就对福楼拜有着非同一般的兴趣，他曾几十次地反复阅读《包法利夫人》的最后几页，到后来竟能整段地背下来，而福楼拜从十几岁就开始的创作生涯，一直就鼓舞着幼年萨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他再一次细读了《包法利夫人》，对它有了更深入的理解。30年代他重读了福楼拜的另一本著作《情感教育》，并就此和波伏娃作过长期的、激烈的探讨，我们从萨特的成名作《恶心》中即可看出福楼拜对他的深刻影响。二战期间，前线无战事的境况使萨特进行了大量阅读，其中包括四大卷福楼拜的书信集，他发现：这位伟大的作家不仅是个胜利者，也是个失败者；他不仅是可敬的，也是可怜的，乃至可恶的。

　　从此时起，萨特就萌发了以后要写一部他的传记的念头。此后，萨特对于福楼拜的分析一直延续着，在《存在与虚无》中，他用福楼拜做例子来反对传统的心理学，并建立了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理论：“这种精神分析尚未遇到它的弗洛伊德，我们至多只能在另外的论著中提供福楼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个例子。”1956年，一个契机使萨特正式决定开始着手写福楼拜的一生：法国共产党文艺评论家罗吉·伽罗蒂约萨特进行一次比赛，分别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解释一位著名人物，看谁做得更成功。萨特理所当然地选择了福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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