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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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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这个剧中扮演斯多克芒医生。他说，斯多克芒在他的剧目中，是为数不多的称心惬意的角色之一。这个艺术形象以其内在力量和魅力令人神往。 初读剧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马上就理解了这个人物，并生活在这个剧中。第一次排演时，他马上就把角色演出来了。显然，所有为完成创作所必要的准备工作，内心素材的储备，以及对同角色相类似的生活感受的回忆，等等，都是生活本身早已为他安排好了的。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导演工作和表演工作的出发点，他的角色，都遵循着直觉和感情的路线。而剧本、角色和演出，却获得了另一种方向，获得了更加广泛的，也就是社会政治的意义和色彩。 斯多克芒对真理的热爱和执著的追求，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吸引到剧本和角色中去了。在这个角色里，他很容易就戴上了一副玫瑰色的天真轻信的眼镜，通过它去观察周围的人，相信他们，真挚地爱他们。当他的那些所谓朋友心灵里的肮脏东西逐渐暴露出来的时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很容易就体会到这个人物的那种困惑不解的心情。当医生恍然大悟的瞬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感到害怕，不知是为医生，还是为他自己。这时他与角色已经融为一体了。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清楚地理解到，斯多克芒是怎样随着每一幕戏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孤立了。到全剧结尾，他变成孤家寡人时，最后那句台词——“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了。 从直觉出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非常自然地、本能地达到了内部形象，抓到了角色的所有特征和细节：像孩子般天真，对人类缺点一无所知，充满青春的朝气，同亲人的深厚感情，乐观、幽默、喜娱乐，善交际。总之，这个人物的性格魅力，能使所有同他接触的人都变得更加纯洁和美好…… 从直觉出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达到了外部形象，它是从内部形象自然而然引伸出来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只要一想到斯多克芒的思想和疑虑，就会情不自禁地表现出他那近视的特征，身体向前倾的姿势，匆匆忙忙的步态；眼睛轻信地注视着同他交谈的对象的心灵，为了加强说服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食指和中指自然而然地伸了出去，仿佛硬要把他的情感、话语和思想塞进交谈者的心灵里去似的。这一切习惯动作都是本能地、不知不觉地涌现出来的。这些东西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后来出于偶然，找到它的来源了：在斯多克芒这个角色已经创造出来几年以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柏林遇到一个以前在维也纳疗养院结识的学者，从他身上找到了演斯多克芒时的手指姿势。很可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不知不觉之间接受了这种活生生的榜样。他还碰到一位俄国著名音乐家、评论家，从这个人身上学到了斯多克芒式的跺脚。 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采取了斯多克芒的外部举止姿态，他心里便会涌现出曾产生过这些举止姿态的情感和感觉。角色的形象和情感有机地变成他自己的东西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感情变成为斯多克芒的感情了。这时他体验到作为演员所能体验到的最大愉快，那就是在舞台上说出别人的思想，使自己从属于别人的情感，把别人的动作当做自己的动作去做。 在第四幕公开讲演那场戏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群众大声喊道：“咱们是畜生，咱们都是畜生！”他是由衷地喊出这句话的，因为他已经站在斯多克芒的立场上了。他以说出这句话感到愉快，还意识到那些喜爱斯多克芒的观众为他而焦虑不安，对他的缺乏机智很是着急生气，认为他会徒劳无益地激怒那群像野兽般的敌人来反对自己——所有这种感觉也都是愉快的。 身兼演员与导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很了解这种使剧中人遭到毁灭的真诚所具有的舞台效果，以及他的正直精神的感染力。 斯多克芒这个艺术形象在莫斯科，特别是在彼得堡，已经家喻户晓。这是因为那是一个政治动荡的时代，社会上的反抗情绪非常强烈，人们期待着那些能够大胆、坦率地向政府说话的英雄。需要有革命的剧本，而《斯多克芒医生》就是这样的剧本。 人们喜爱这个剧本。尽管主人公本身有其弱点，但他终究敢于提出抗议，大胆说出了真理。这就足已使他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英雄了。 1901年3月4日，彼得堡喀山大教堂广场上，大学生举行抗议沙皇政府的示威游行，遭到残酷镇压。许多学生被打伤，一大批游行参加者被逮捕、遭流放。 当天晚上，莫斯科艺术剧院正好在彼得堡巡回演出《斯多克芒医生》。 观众都是知识分子。由于白天发生的惨案，使他们非常容易激动。当斯多克芒收拾被捣毁的房间，看到前一天出席大会时穿的那条裤子上有一个大口子时，便对妻子说：“一个人出去争取自由和真理时，可千万别穿新裤子！” 敏感的观众立刻把这句台词，同当天在喀山广场上发生的流血事件联系起来。斯多克芒这句话一说完，便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演出不得不停下来。 舞台很低，成百只手伸到斯多克芒—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面前，和他一一握手，有几个年轻人干脆跳到台上拥抱他。演员与观众达到了融合…… 从1902年开始，艺术剧院演出了高尔基的《小市民》和《在底层》这类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剧目。 18. 契诃夫和克尼碧尔结婚后，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他成了剧院的股东之一。 1902年4月，克尼碧尔在彼得堡巡回演出时，突然患腹膜炎。病势凶猛，急救车把她送进了医院，医生说必须动手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拍电报给契诃夫，不过未把真实情况完全告诉他，怕他一着急也会病倒的。即便这样，契诃夫仍然十分担心，一连拍来几封不安的、关切的电报。他的心早已飞到了彼得堡，无奈气候仍很寒冷，医生不允许他去北方。 克尼碧尔在彼得堡做了手术后，剧院派人将她送到雅尔达休养。但因手术没有做好，刚到雅尔达，她的病又复发了。契诃夫像一个最温柔体贴的护士一样，昼夜照料病人。 契诃夫向往莫斯科，天气一暖，虽然病人还未完全恢复，他便带着她一块去莫斯科了。由于旅途劳累，克尼碧尔在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再次病倒，这一回比前两次都要厉害得多，她甚至绝望地想到了死。契诃夫在医院守护着她。艺术剧院全体成员也都来轮流值班，与其说是为了病人，倒不如说是为了契诃夫，有他们在旁边可以给他增添勇气和力量。 契诃夫住在克尼碧尔病房隔壁的一间屋里，剧院的艺术家们经常在这里陪伴他。当克尼碧尔的病情危急时，大伙儿就聚集在一起，商量办法…… 有一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吉拉罗夫斯基①在医院门口吸烟（在契诃夫的房间不能吸烟）。当他俩谈到一个年轻的生命可能就会结束时，那位“吉拉伊大叔”激动地哭了起来，跑到大街对面的一家酒店里，喝了一大瓶酒，然后跳上一辆停在路边的马车，给了车夫3个卢布，让他驾着马车在街上跑…… ①吉拉罗夫斯基（1853—1935）俄国作家、记者，以“吉拉伊大叔”之名闻名文艺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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