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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斯林谴责种姓制度。他们认为,伊斯兰教体现教友之间无与伦比的兄弟关系。伊斯兰教热情、宽仁、慷慨,吸引着成百万其他教徒。显而易见,在归依伊斯兰教的新教徒中,绝大多数来自原来信奉印度教的贱民,即不可接触者。加入伊斯兰教后,他们的地位迅速得到恢复,摆脱了不虔诚教徒昔日遭受的指责和凌辱。然而过去人们允诺说,他们必须等待遥远的转世,才能恢复自己的地位。

  十八世纪初叶,莫卧儿王朝衰败崩溃后,一场复兴印度教运动在印度全国各地蓬勃兴起,从而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激起不断的流血冲突。尔后,英国人来到了印度,建立了英国式和平,暂时出现了一段平静时期。然而两大教派仍然互不信任,满腹疑惧。印度教徒不会忘记,绝大多数穆斯林是不可接触者的后嗣,他们改换门庭,皈依伊斯兰教,以期逃脱原来的厄运。印度教徒拒绝同任何穆斯林一起进餐,在他们看来,和穆斯林在一起会玷污他们的声誉。如果一位婆罗门和穆斯林的身体接触,那么他必须多次参加洗手净身礼。

  在甘地巡视过的诺阿卡利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共同居住在一起,同样,在印度北部地区、比哈尔省、联合省和劳遮普省,他们混杂居住在成千上万个村落里。日常生活中,如果说他们之间尚能相互往来,甚至互借工具,参加双方组织的节日活动,那么他们的关系仅仅如此而已。两大教派之间互不通婚。他们分别居住在各自的街区。通常一条大路或者一条小径作为中心线,把两大教派分隔开来。穆斯林居住在边界的一边,印度教徒居住在另一边。他们各自在自己教派的井内汲水,印度教徒宁愿活活渴死,但决不能到近在咫尺的穆斯林井内打水。村子里有学问的人用印地语教授印度教徒的孩子们读书写字,而清真寺的教长们则用乌尔都语教育年轻的穆斯林。至于用野草或牛尿配制的祖传药丸,即使治疗同样的疾病,它们的创作秘方和用药剂量也大不相同。

  除上述社会和宗教方面的不同情况外,经济上的不平等严重地分裂两大致派。印度教徒反应敏捷,比穆斯林较快地认识到英国教育和西方思想为印度带来的利益。从社会阶级上看问题,尽管英国人感到更接近穆斯林,但是印度教徒能使英国行政机构的各个环节正常地运转起来。印度教徒很快成为金融家、商人和董事长。他们和古波斯崇拜圣火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后裔袄教徒⒄一起,一手垄断印度的保险、银行、证券交易和新兴工业部门。在全国城镇,他们发展成为商界的统治阶层。在全国各地,印度教徒几乎掌握了全部高利贷行业,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办事干练,另一方面,由于古兰经严禁穆斯林从事金融交易。

  ⒄印度一教派,亦称“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流行于古代波斯、中亚等地。七世纪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后,这教在本土逐渐衰落,后传入印度,在南亚次大陆得到发展。

  穆斯林大资产阶级中,大多数人是莫卧儿征服者的后裔,他们或者是世袭大地主,或者投身军界。至于众多的穆斯林市井细民,鉴于印度社会的结构状况,他们极难摆脱昔日贱民的悲惨境遇,尽管他们归依伊斯兰教。在广阔的农衬里,他们再次沦为无地农民,世世代代遭受印度教徒或者穆斯林大地主的盘剥,在城镇里,他们往往从事小手工业劳动,受到印度商人的奴役。

  经济上的不平等,必然进一步加深两大教派在宗教和社会方面的鸿沟,使得他们之间随时可能发生相互杀戮事件,正象斯里拉姆普尔村庄刚刚爆发的流血冲突事件一样。星星之火可以爆起熊熊烈焰。各个教派拥有传统的挑衅手段。对印度教徒来说,音乐是他们挑起冲突的绝好武器。星期五清真寺前,一场吹吹打打、鼓乐齐鸣、亵渎神明的音乐会,顿时打断穆斯林邻居的祈祷活动,使他们勃然大怒;对于穆斯林来说,一头瘦骨嶙峋的牲畜足以挑起一场冲突。在印度各城市和农村,被视若圣物的“神牛”,经常怡然自得地漫步街头,受到印度教徒的顶礼膜拜。

  在印度,对牛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当时,雅利安人部落向次大陆迁徒途中,将自己的命运与牛群的生命紧密地连在一起。过去,古代犹地亚⒅的犹太教教士禁止犹太人食用猪肉,以防止传染毛线虫病,同样,古印度的圣贤们将牛奉若神明,使得人民赖以生存的牛群免遭任人宰割的厄运。

  ⒅巴勒斯坦中部山区,以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古遗址闻名。

  一九四七年印度拥有两亿头牛,平均每两人一头。这个数字当时居世界之首,相当于法国本土人口的五倍。在这两亿头牲畜中,四千万头每天产奶不足一公升,其他四五于万头用于拖拉车辆或耕犁土地。所剩一亿余头中,一部分滴奶不产,一部分衰老无用,终日懒洋洋地漫游在乡村和城镇,每天吞食相当于一千万印度人的菲薄口粮。为了勉强地生存下去,人们本来应当把这些牲畜送到屠宰场去。然而封建迷信思想是那样根深蒂固,致使印度教徒认为,屠宰一头牛被视为大逆不道,好象犯下不可补赎的罪过。甚至甘地也大声疾呼,保护牛畜意味着维护上帝的整个事业。

  面对这种狂热崇拜,穆斯林感到极度厌恶。他们把牛赶往屠宰场时,故意恶作剧地经过印度教庙门前。几百年来,这种挑衅活动不可避免地引起流血冲突事件,成千上万个生灵伴随牛群死于非命。

  英国人占领印度期间,为了便于他们的统治,甚至不惜利用两大教派的矛盾,最后终于在他们之间保持住微弱的平衡。起初,一小撮才华出众的知识分子,献身于为印度独立而斗争的事业。为了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置种族和宗教偏见于不顾,肩并肩地一起进行斗争。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正是甘地破坏了这一亲密无间的团结。

  在宗教影响无孔不入的印度,自由之战不可避免地带有圣战色彩。甘地仁慈,待人宽厚。在领导解放运动的过程中,他努力联合穆斯林,然而人们首先把他视为一位印度教圣徒。因而他所发起的独立运动必然披上一层印度教色彩,不久便使穆斯林疑窦丛生。后来,随着敌手不断在地方政权中霸占他们应占有的职位,穆斯林对印度教徒愈发猜忌。穆斯林惴惴不安地意识到,一旦印度获得独立,他们持再次身陷印度教徒的统治之下,在他们的祖先莫卧儿人征服的国度里,他们将沦为手无寸铁的少数民族。唯有分治,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穆斯林才有可能逃脱如此悲惨的命运。

  建立穆斯林自治国的方案,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首次在一份文件中提出。文件长达四页半,在英国剑桥一家村舍里起草打印。方案起草人拉赫马特·阿里是位印度穆斯林大学生,行年四十岁。阿里认为,把印度视为一个国家的主张纯属“荒诞不经的骗局”。他在文件中写道:“我们决不会把自己钉死在印度民族主义的十字架上。”阿里呼吁,必须统一印度穆斯林人口最多的西北地区诸省,如旁遮普、克什米尔、信德、西北边省和俾路支。他甚至建议,未来国家的名字将称作“巴基斯坦”——精神上纯净人的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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