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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脏乱破旧的小房间内，一只电灯泡上爬满一层烧焦了的小昆虫，照亮了室内的各个角落。甘地袒露上身，蹲在一张草席上，正在和周围的同僚们进行热烈讨论。屋子外面，一群孩子们在窗户前挤来挤去，眼睛里闪烁着恐惧和好奇的神情，争相看一看玛哈德玛以及他领导的国大党的领袖们。这是拥挤不堪的贫民窟的孩子们，居住在这里的贱民专门负责清扫新德里的大街小巷和便池。

　　甘地把国大党的领导人召集到这里开会。贫民窟内污秽凌乱，臭气熏天，一股刺鼻难闻的便溺气味从露天的下水道向四处弥漫。在首都逗留期间，甘地决定居住在这里，生活在世界上处境最为悲惨的人民中间，和这些神情忧郁、面部布满伤口的居民朝夕相处。为了维护印度社会被压迫者的利益，即为了他称之为“上帝的子孙”——不可接触者的利益，甘地奋斗不息，在他的心目中，这场斗争与为争取印度解放的斗争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不可接触者占印度人口的六分之一之多。他们虽然属于印度人，但由于前世犯下罪孽，因而被排斥在任何种姓之外。他们的皮肤黝黑，举止谨慎，逆来顺受，衣着寒伧，很容易被人认出。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不可接触者，因为其他印度人害怕与他们接触，受到玷污，如果一旦接触，必须举行洗身礼仪。据传，不可接触者的脚印也会亵渎婆罗门居住区的街道。当一个不可接触者和一位享有种姓的印度人在街上相遇时，前者必须站立路旁，避免自己的身影玷污后者。任何享有种姓的印度人不得和不可接触者—起进餐，也不得饮用他汲取的水，或者使用他接触过的器皿。不可接触者无权进入寺庙，他们的孩子禁止入学。直至死亡，他们终生是下贱的人。死后，他们的尸体不能进入公共火化场。由于生活贫苦，不可接触者一般无力购买足够的木材火化，部分未能完全火化的遗体被抛进河内，或者埋在地下。更有甚者，他们的遗体常常暴露旷野，任凭秃鹫撕食。

　　在印度某些地区，不可接触者只有当夜幕降临时才获准离开破烂的茅舍，因而他们又被称作“看不见的人”。在其他地区，他们象奴隶一样任人贩卖，同时一起出售他们耕作的土地。一般来说，一位年轻不可接触者的卖价，平均相当于一头牛的价钱。他们从事最卑贱、最肮脏的工作：掏粪便池、打扫街道、捡拾垃圾。污秽的活计使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不可接触的人”。在社会向前发展的当今这个世纪里，印度教赋予不可接触者独一无二的一点特权。他们不奉行素食主义，因而可享用因传染病或疾病而死去的圣牛，不言而喻，死牛理所当然地属于各地农村粪便清洁工人所有。

　　自从他从南非回国以来，甘地以贱民的事业为己任。他在印度建立的第一个讲经所濒于倒塌，因为他在那里安置了大批贱民。他为他们医治伤口，按摩遍体鳞伤的身体。更有甚者，为了声势浩大地谴责不可接触制度，他不惜从事人们认为有损于享有种姓的印度教徒的声誉工作。众目睽睽之下，甘地为一位不可接触者清洗便桶。

　　一九三二年，甘地为了维护不可接触者的利益，几乎献出了宝贵生命。那年他进行绝食斗争，抗议通过一项政治改革方案，按照方案规定，不可接触者必须与印度社会其他阶层隔离生活。他坚持乘坐不可接触者的三等车厢旅行，居住在他们的贫民窟内，期望以此引起整个印度社会对他们不幸生存条件的注意。

　　数月或者数个星期之后，这天晚上和甘地一起开会讨论的人，将要出任独立印度政府的各部部长的职务。他们将乘坐豪华的高级轿车，前往窗明几净、宽敞舒适的办公室，英国人过去在那里领导统治整个印度帝国。甘地执意要求他们在首都最肮脏的街区之一的中心结束这次长途游说活动，以便使他们了解他们即将治理的这个国家的现实情况。

　　入夜，天气闷热得令人透不过气。甘地为了减轻燠热的难受，求助于土制的空调设备，在光秃秃的头顶上放上一条湿毛巾。但是令人忧伤的是，他的同僚们的心绪好象和燥热的夏夜一样，同样使他热得喘不过气。

　　几天以前，甘地向蒙巴顿保证说，国大党打算作出一切让步以避免分治。他完全打错了主意。他的错误归根结蒂在于，年迈的圣雄和他亲自培养并安置在国大党领导岗位上的人之间开始出现裂痕。

　　二十五年来，国大党的积极分子仍始终不渝地拥戴甘地。为了支持他的事业，他们抛掉西服，穿上他提倡的土布衣服，随着他的纺车的节奏声，他们的笨拙双手变得灵巧起来；他们冒着警察呼呼作响的警棍奋勇前进，或者走进英国监狱的大门。他们战胜彷徨与犹豫，在夜色茫茫的征途上追随着他，和他一起去争取胜利；他们当时并未指望获得成功，然而今天这场胜利已成为现实，甘地宣扬的非暴力思想业已迫使英国人同意印度独立。

　　这些活动分子们怀着各种不同动机追随甘地，但是所有人都清楚，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唯有他的才华能够把印度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统一的旗帜之下。共同的斗争使他们暂时忘却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这天晚上，由于年迈的首领提出一项怪诞的建议——将独立的印度置于真纳和穆斯林政府的统治之下——，他们之间的分歧突然再次爆发出来。甘地抱怨说，如果他们拒绝支持他的建议，新任副王将会被迫分治印度。在诺阿卡利和比哈尔两地的长途苦行游说活动中，甘地比德里的政治家们更清楚地看到，分治很可能带来一场大规模流血事件。在恒河三角洲的茅屋和沼泽地区，他亲眼目睹了种族和宗教的仇恨正在酝酿爆发。分治必将进一步火上加油，推波助澜，而决不能平息。他请求同僚们支持他的方案，因为这是维护印度完整的最后一线希望。

　　甘地虽然再三呼吁，但始终未能说服尼赫鲁以及国大党其他负责人。为了拯救国家的完整，国大党负责人打算在一定范围内作出牺牲。但是把政权拱手让给敌手穆斯林，这完全超出了这一范围。玛哈德玛心灰意懒，神情沮丧，动身前去把他未能说服国大党党员的情况告知蒙巴顿。这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破裂，但是圣雄的门徒业已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甘地一个人发起的运动是在南非某地火车站的茫茫夜色中开始的，现在这场运动如同开始一样，即将在孤寂中宣告结束。

　　＊ ＊ ＊

　　四月的一天下午，副王的办公室如果尚未安装上空调设备，那么一股来自神态严峻、表情冷漠的穆斯林领导人身上的北极寒流，足以使人感到寒气袭人。一见面，蒙巴顿很快发现，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是位“孤高傲慢，待人冰冷，目空一切的人物”。

　　真纳是印度三位领导人中的关键人物，最终掌握着摆脱困境的解决办法。他最后来到副王的宫殿。二十五年后，路易斯·蒙巴顿回忆这次会晤的情景时指出：“在和穆罕默德·阿里·真纳会谈之前，我尚未认识到我在印度的使命是如此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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