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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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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半小时后，圣雄甘地乘坐汽车来到这里，今天惟有他能够拯救帕尼帕特城的穆斯林免遭一场大屠杀。加尔各答的救世主认为，如果能在一度印度城市中完好无损地保留下穆斯林居民，这件事具有象征性意义。因为在甘地的心目中，如果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和袄教徒能够和睦友好地生活在一起，这是他理想中的印度。 甘地向聚集在车站两旁的锡克难民走去，他身边没有任何保镖护卫。 “请你们拥抱一下这座城市的穆斯林，你们要主动请求他们留下来。你们不能让他们回巴基斯坦。”甘地对锡克难民说道。 顿时，甘地的呼吁激起一片敌视的叫喊声。“难道是你的妻子被他们奸污了吗？难道是你的孩子被他们杀害了吗？”一些难民高声叫嚷道。 “是的。”甘地回答说：“是我的妻子被他们强奸了，是我的儿子被他们杀戮了，因为你们的妻子也是我的妻子，你们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 甘地发表讲话时，数不清的弯刀、大刀和长矛在冬天的苍白太阳光下闪闪发亮。 “这些制造暴力和埋下仇恨种子的工具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甘地长叹一声说道。 甘地到来的消息很快传遍帕尼帕特城的大街小巷。穆斯林走出设置街垒的居民区，潮水般地拥向集市广场，在那里，市政当局急忙搭起一座小平台，同时为临时举行的祈祷台架起扬声器。随后，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也来到了广场。正像两个半月前开斋节⑿期间在加尔各答举行的会礼一样，帕尼帕特城的广场上挤满了黑压压的群众，个个凝神屏息地聆听老人演讲，期望这次能够再一次出现奇迹。 ⑿阿拉伯文“Id al-Fitre”的意译，音“尔德·菲图尔”。伊斯兰教重大节日。该教规定穆斯林在希吉拉历九月内斋戒，斋月最后一天寻看新月，见月的次日即行开斋，为开斋节，并举行会礼和庆祝活动。 奇迹终于降临了。聚集在火车站上的难民们也来到了广场，他们和当地居民一起聆听甘地演讲。甘地使用演说这一唯一的武器，与眼前密密麻麻的人群对峙，他讲得口干舌燥，不时停下来清清嗓子，好似阵阵抽噎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在讲话中再次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正是这一理想使我们所有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成为我们印度共同母亲的儿女”。甘地用整个心灵安抚受苦受难的难民们，恳求他们决不能让暴力和复仇的幽灵侵袭他们的身心。正如过去他多次向他的国家的贫苦大众所宣扬的那样，他请求难民们在当前的不幸中寻求未来胜利的希望。 一片同情、友善的气氛开始笼罩在会场上空，人群随之活跃起来。会场的各个角落，锡克人向穆斯林伸出友好之手，穆斯林也拿出被褥或背心，送给在冬季寒风中冻得浑身发抖的锡克人。一些穆斯林把糖果分发给难民们的孩子们。 两小时后，帕尼帕特的居民倾城出动，把甘地高高抬起，在一片欢呼声中向汽车走去，然而刚才他曾在这里遭到冷遇。但是，帕尼帕特城的胜利有始无终。不言而喻，甘地的干预拯救了数以千计人的生命，但是并没有完全根除穆斯林居民的恐惧心理。不到一个月，印度最古老的穆斯林团体之一的二万名后裔，最后终于决定离开故土，向巴基斯坦境内逃难。他们动身那天，甘地心情痛苦地说道：“伊斯兰教丧失了在帕尼帕特的第四次战役。” 同样，甘地在这次战役中也惨遭失败。 ＊ ＊ ＊ 一位蓄有黑色胡须的沙陀，身披桔黄色拖地，正在和《印度民族权》的董事长纳拉扬·阿卜提交谈。这是一位冒牌沙陀。在沙陀服饰的掩护下，武器经销商迪甘巴尔·巴德热从事非法活动。伪装的沙陀，以其累累罪行在浦那地区家喻户晓。十七年来，他因非法携带武器、持械抢劫银行和谋财害命等罪行，曾经三十七次被拘留。但是，由于缺乏确凿证据，警察局始终未能对他起诉判刑。一九三〇年，迪甘巴尔·巴德热因参加甘地发动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和砍伐当局保护的森林，被拘留达一月之久。 在一小书店的掩护下，巴德热在浦那城开设了一座地下武器商店。店铺后院内藏匿各式各样的武器，其中有土法制造的炸弹、弹药、炸药、匕首、十字镐、弯刀和老虎爪形工具，总之，这里有旁遮普刽子手们通常使用的各种杀人用具。闲暇时刻，巴德热和他的年迈父亲从事—项奇怪的副业——编织中世纪的骑士们披戴的防弹锁子甲——深受职业刺客、破坏工团组织的人和满腔狐疑的政客们的欢迎。 《印度民族报》的董事长是假沙陀的老顾客。六月份以来，阿卜提向假沙陀购置了价值三千多卢比的各类武器，因为他一直忙于策划、组织阴谋活动。其中一项阴谋旨在穆斯林联盟在新德里召开会议期间，用手榴弹暗杀真纳。后来，阿卜提获悉，巴基斯坦之父打算赴日内瓦，因而决定前往瑞士铲除真纳。但是身患疾病的真纳没有离开巴基斯坦，阿卜提为之大失所望。最近他来到了海得拉巴，准备在那里发动游击战争，研究暗杀尼查姆的方案。 “我现在另有打算，准备大干一场。我需要手榴弹和爆炸子弹，尤其需要手枪。”阿卜提向假沙陀悄悄耳语道。 巴德热沉思片刻。眼下他手头没有这批武器，现在要弄到手枪并非易事。但是他决不会放弃赚钱的机会。 “请您再耐心等一等，”巴德热建议说。“年底前我一定会弄到这批货物。” ＊ ＊ ＊ 据圣雄忠实的秘书普雄雷拉尔·纳亚尔披露，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的日子里，甘地好像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帕尼帕特城的穆斯林大批出走的悲剧，使他痛心疾首，肝肠欲断。现在，他的战友们登上了他们长期追求的政权宝座，甘地隐约感觉到，一堵心理上的障碍在他与他昔日领导进行独立斗争的人们之间高高耸起。他暗自思忖，他继续呆在他竭尽全力为之解放的国度里究竟有何用处，甚至可能会使他人尴尬难堪。 甘地常常这样质问自己；“既然印度现在不需要非暴力学说，难道它尚需要我吗？”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印度领导人某天公开宣布说，“我们讨厌这个老头子，为什么他还不让我们安静一会？”那时，他对此绝不会感到意外。 甘地等待这天到来，丝毫无意给予昔日的战友们任何喘息机会。他指责印度政府日益腐败，谴责各部部长举行盛大、豪华的酒宴，而不顾数百万难民们活活饿死。甘地揭露他们“迷恋西方社会的科学进步和经济方面的成就”。他批评尼赫鲁独揽大权，梦想以此推动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前进。甘地告诫人们说，人民大众犹如“一群温顺的绵羊，它们指望牧羊人为他们寻找良好的牧场。但是牧羊棍往往变成铁棍，而牧羊人则变成豺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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