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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阪市的电气事业,则与上述情形完全不同。1887年,由鸿池、住友一些富豪连名发起,组织大阪电灯公司。翌年,开始营业,以后顺利发展。在该公司的经营过程中,它和大阪市政府发生业务关系,一年比一年密切。于1906年,大阪电灯公司与大阪市政府缔结“补偿合约”,该电灯公司遂获得大阪供应电气的独占地位,也就是大阪电灯公司比其他大都市的电气事业单位具有更优越的地位。因独占的有利条件,电灯的需要,直线上升。为应付这一局势,该电灯公司乃积极建设水力发电厂,最初建设的是“安治川西发电厂”。

  1901年8月,安治川西发电厂有一项发电工程建设完成,开始发电12000千瓦。大阪电灯公司看到电力供应绰绰有余,更锐意开拓新用户,以求增加电力需要。除电灯需要电外,其他需要电的地方,也自然急增。这样努力推广的结果,该公司的业务很快扩大起来。至于添用员工,该公司也不像其他电灯公司那样进入困难。

  松下幸之助从五代脚踏车公司辞职下来,立即向大阪电灯公司申请找事做,不巧得很,此时该公司没有空位,让他等待补缺,延迟数月之久。

  何时进入大阪电灯公司工作,松下幸之助无法预料,于是由在“樱花水泥公司”供职的一位亲戚介绍,也进入该水泥公司充任临时搬运工。年轻,可是体力并不见佳的他,在一个尘土飞扬的水泥工厂中做极费体力的事,令他饱尝了苦头。不过,这对不久将来,做一主管,领导许多工人做事的他来讲,这一需要体力的工作,怎样管理工人,怎样参与团体生活,他却得到了很多宝贵经验。所以他这番担任临时工的职务,也不能不算是“塞翁失马”,颇有意义。

  做了3个多月极不习惯的临时搬运工工作,当他对此职务驾轻就熟,能够应付自如之际,忽有人送来一纸通知:“大阪电灯公司‘幸街营业所’屋内配线股已出空位,希望来补缺!”在那时,各公司的人事管理,不像今天统由一个公司总管理机构的人事部门集中,统筹办理,而是各分支机构都有权用人,最低限度,当雇用工人时,工务单位的主管,甚至工头、领班,往往均能决定用某人或不用某人。这里摘述一段松下幸之助回忆当年的话:“当时屋内配线股股长是千叶恒太郎,他为人极威严,一般工人对他无不敬畏。我初次见他,自然要向他叙说一些礼貌的话,可是我内心充满了喜悦、恐慌和各种难以形容的感情,只是我暗自许愿,以后一定要好好做工。我就是这样一下子踏进了电气事业界的。”

  松下幸之助就职于大阪电灯公司的时候,正是日本明治皇朝接近尾声的年代。日俄战争的结果,表面上日本是胜利了,实际呢?日本的经济能力却萎缩下来。在“朴次茅斯”缔结的日俄停战条约,日本也未得到多大的好处。企业界虽一度略呈蓬勃现象,可是不久即归于沉寂、萧条。这是由于经过残酷的战争,人已疲、财已尽、物已竭的当然结局。不过,政府当局却对战后重建工作积极推行,从国际间引进巨额外资,可惜大部分资金均投入扩充军备。因此,促使输入增加,妨碍输出贸易。及至1908年1月,突然危机暴露,经济陷入极度不安。同年10月,又受美国经济恐慌的波及,致使日本财政情况愈发恶劣。

  1908年7月,西园寺内阁辞职,桂内阁第二次上台。实施财政紧缩政策,日本工商企业恢复繁荣,一直到1912年,经济继续景气,前后约有3年之久。但在此期间,几度经济起飞,并未为世人所讴歌、喝彩,大概一般老百姓认为此时经济好转,系引入外资,是暂时人为的因素居多。而贸易入超,日渐严重,致使金融界感受压力,工商企业人士均持保守态度,不敢做过于担风险的扩充计划。

  在此经济景气期间内,不幸发生几次意外事件,以1911年“幸德事件”为始,继起的有吉原大火灾、东京暴风雨、美国排日运动、韩国人民抗日运动扩大、东京市电车公司员工罢工等。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工业发展相当先进,但也引起很多社会问题,使日本人民忧心忡忡。这时,日本举国上下所尊敬、崇拜的英明君主明治天皇,身体突然衰弱,渐有不能支持之势。

  此时,一般日本国民的心中与其说是期待未来有一个新的发展,无宁是大家面对现实,诚惶诚恐,感到某种不安!松下幸之助正如大多数日本青年一样,胸怀大志,一心想投入电气事业中工作,而他所遭遇的环境与背景,是非常艰难的时代。

  他入大阪电气公司,昼夜期待得到的职位,只是室内安装电线的练习工,换句话说,就是担任室内装设电线工人的助手。这种工作,时至今日,依然没有变化,即有某家用户申请新装或增设电灯时,电灯公司则指示各营业所派遣室内安装电线工程人员到用户去办理。因为当时像汽车一类交通工具尚未普及,装设电线工程负责人员便将工具及材料等放在手推车上,由练习工推着车走,一伙人员到各用户家,巡回装线,在工程进行中,练习工从旁帮助做各种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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