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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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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职员在托尔斯泰离开伦敦之后还给托尔斯泰寄了一份该委员会的一份详细总结报告。 托尔斯泰参观学校时，跟他在法国时的做法一样，不只是消极地观察，而且向学生提问题以便更好地弄清学生知识水平和智力发展程度。 托尔斯泰在参观学校的同时，也抓紧时间熟悉英国的教育书籍。为此，他每天到刚开设不久的实用艺术和工业教学资料博物馆（即肯辛顿博物馆）。他对49种各类教材做了简要批注。 托尔斯泰买了一箱子他需要的教学书籍发回俄国，地址仍然是彼得堡教育部。 他利用在伦敦的机会听了心爱的作家狄更斯的演讲。 他还抽时间到下议院去听了一次辩论。 对托尔斯泰来说，他在伦敦逗留期间最重要的事件是结识赫尔岑并同他经常见面。本来第一次出国时他就准备去看赫尔岑，因为当时未去英国，没有看成。如今既已到了伦敦，他自然要急于实现自己的夙愿了。 托尔斯泰后来说，他去的时候，先没有报自己的姓名，只说是一个普通来访的俄国人，赫尔岑没有见他，于是他便递上自己的名片。过了一会儿，楼上便传来急速的脚步声，赫尔岑像球一样从楼梯上飞下来。 使托尔斯泰惊讶的是，赫尔岑胖墩墩的，身材并不高大，但却浑身洋溢着精力。 托尔斯泰回忆说：“他活泼，反应快，聪明，有风趣，马上就跟我谈起来，好像我们早就认识，他的人品立即吸引住了我。他的思想既深邃又闪光，这种罕见的结合，我后来在任何人身上也没见过……我记得很清楚，他不知为什么没有让我进他的住房，而马上把我领到隔壁一家不怎么样的餐馆里去了。我记得，这甚至使我吃了一惊。我当时很讲究穿戴。我戴着高筒大礼帽，穿着帕默斯顿式时髦长大衣，等等；可赫尔岑却连礼帽也没有戴，只戴一顶扁乎乎的制帽。马上有几个波兰活动家过来，赫尔岑当即跟他们打交道。他介绍我跟他们认识，不过后来可能后悔了，因为剩下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说：‘马上就显出俄国人的鲁莽性来了。难道有波兰人在场可以这么谈吗？’不过这一切在赫尔岑身上都显得淳朴，友好，甚至有魅力。我没有见过比他更有魅力的人。” 3月7日，赫尔岑写信给屠格涅夫说：“跟托尔斯泰已成近交；我们已开始争论了；他固执，爱发怪论，但憨厚，是个好人。连我们五岁的小女儿丽莎都喜欢上他了，管他叫‘列夫斯泰’。还有什么呢？不过他为什么不思考，对什么问题都像在塞瓦斯托波尔似的靠勇敢猛攻解决？” 3月12日，赫尔岑在给屠格涅夫的第二封信里又说：“托尔斯泰伯爵有时胡说八道得厉害；他得到的许多印象还没有消化。” 据托尔斯泰后来回忆，在伦敦一个半月，几乎每天都到赫尔岑家里去，谈各种有趣的话题。 谈的话题里，根据各种材料推测，里面肯定有俄国国内情况，有十二月党人的问题，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学校的情况，托尔斯泰也讲过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军情况；自然，他们也谈过音乐。 托尔斯泰离开伦敦去布鲁塞尔前，赫尔岑给他写了给波兰革命家莱莱韦尔的介绍信。赫尔岑也想给他写这样一封介绍信给蒲鲁东，但托尔斯泰没来得及去取。 1861年3月5日（17日），托尔斯泰离开伦敦。也正是在这一天，他在报上看到了关于二月十九日宣言（即解放农奴的宣言）的报道。他对沙皇宣布的解放农奴的措施是不满意的。3月28日（4月9日）他从法兰克福写给赫尔岑的信里说：“您读过关于农奴解放的细则吗？我认为这是一篇毫无用处的废话。” 托尔斯泰到布鲁塞尔的目的就是要拜访蒲鲁东①和莱莱韦尔，因为赫尔岑经常提到他们。 ①蒲鲁东（1809—1865）法国社会主义者，第一个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 在1862年脱稿的《论国民教育的意义》里，托尔斯泰回忆跟蒲鲁东见面的情形说：“去年我有机会跟蒲鲁东先生谈过俄国问题。他当时在写《战争的权利》一书。我对他讲了俄国，讲了农民解放问题，讲了上层人士中间出现一种非常强烈的注重国民教育的倾向，强烈得有时可笑，变成了时髦。 “‘难道真是这样吗？’他问。 “我回答说，据从远处判断，俄国社会已认识到，没有国民教育，任何国家制度也不会牢固的。 “蒲鲁东站起来，在屋里踱了一会儿，说：“‘假如真是如此的话，’他像有些羡慕似地对我说。‘你们俄国人是有未来的。’” 莱莱韦尔是波兰革命家、历史学家，曾任华沙大学和维尔那大学教授，1824年在沙俄迫害下辞职。参加波兰1830年起义，并成为民主派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流亡巴黎，领导波兰民族委员会。1833年，被法国放逐，移居布鲁塞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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