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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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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10月23日，他读了索洛维约夫刚出版的哲学著作《西方哲学危机·实证主义者批判》，给了他的思想一次冲击。他说：“索洛维约夫的著作给了我很多教益，大大激发了我的哲学思想的酝酿，确定并且阐明了对我今后的生与死来说最必需的思想。这些思想使我如此快慰，如果我有时间和精力的话，一定尽力转告别人。” 这些思想涉及上帝、灵魂、死与生的意义，他经常思考，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些思想在他脑子里日益根深蒂固，数年之后，完全控制了他，成了他的世界观的基石。 1875年夏天，托尔斯泰再度带领全家到萨马拉庄园去。他在那儿还举行了一场赛马会，观众达数千人。 从萨马拉回来后，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强迫自己伏案写作。 他给费特写信说：“我们这个行当是桩棘手的事业。此中艰辛是局外人不得而知的。 要等到脚下的脚手架搭起来之后才能动手干。而这脚手架并不是你要就有的。要是没有脚手架便贸然动手，那就只会糟蹋材料，并且会徒劳无益地把不能继续砌下去的墙壁推倒。在工作开始之后尤其会有这种感觉。老是觉得：干吗不能继续下去呢？抓呀，抓呀，手就是够不着，只能坐着等。我就是一直这么坐着，现在似乎脚手架升高了，我卷起了袖子。” 但是这年秋天，托尔斯泰未能写作。先是他的夫人从孩子们那里传染上百日咳，百日咳好了，又得了严重的腹膜炎，接着11月1日托尔斯泰夫人有病早产生下的女儿死了。12月22日，佩拉格娅姑妈又去世了。 “除了死亡以外，生活里什么也没有了。这是我不断感觉到的。” 他于1876年2月21日给二哥谢尔盖写信说。这些想法不断在他脑海里萦绕。 直到这年仲冬，托尔斯泰才重新执笔写《安娜·卡列尼娜》。该把这部小说结束了。第一部已经在《俄罗斯通报》1875年前四期发表；1876年1月，该杂志才继续刊出《安娜·卡列尼娜》。 1876年2月15日，托尔斯泰写信给斯特拉霍夫说：“我在忙于写《安娜·卡列尼娜》。第一部枯燥乏味，而且我觉得很差。今天我已寄出第二部校样，我知道这次是好的。” 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时跟写《战争与和平》时一样，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4月初，他写信给斯特拉霍夫说：“我胆战心惊地感到自己正在转入夏季状态（托尔斯泰夏季是不能写东西的——引者）：对写好的东西感到厌恶，而此刻桌上却放着四月号的校样，真担心能否改好。都写得很糟，必须重写，将排好版的全部重写，全部涂掉，全部抛弃，改弦更张，并且声明：抱歉得很，今后决不再重蹈覆辙，尽力写点像样的东西，不像现在写的东西这般松松垮垮，非驴非马。我现在正在进入这样状态，很是可喜。……请别夸奖我的小说。帕斯卡①给自己围了一条带钉子的腰带，每逢听到夸奖而飘飘然时，就用胳膊肘儿按腰带。我也要做一条这样的腰带。请拿出真诚的友谊给我看：要么对我的小说只字不提，要么只谈其中的败笔。我疑心自己的才能正在衰退，如果真是这样，也请告诉我。我们这个污浊的写作行业风气很坏，每个作家都在自己周围拉拢一帮吹捧者，所以他不知道自己的作用以及衰落情况。我不想误入歧途，不想堕落。我请您在这方面帮助我。您不必拘束，不要以为您的严厉谴责会妨碍一个有天才的人的活动。” ①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笃信宗教的哲学家、散文大师、近代概率论的奠基人。 照例托尔斯泰夏天是不写东西的。随着夏天的到来，《安娜·卡列尼娜》又停下了。 6月初，他带着妻子到莫斯科去看病。没检查出什么大病来。 整个夏天，他看书，跟来庄园做客的斯特拉霍夫讨论哲学问题，到 萨马拉省和奥伦堡省去买马。直到9月份才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坐定，等灵感到来。他从萨马拉省和奥伦堡省回来快两个月了，本想快些把这部小说写完，好开始新的工作。可就是力不从心，什么也写不出来。他说：“精神上尚处于休眠状态，苏醒不过来。身体不适，意气消沉。我对自己的能力已经绝望。命运给我安排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活在世上而不尊重生命（只有从事某项劳动才是尊重生命）是莫大的痛苦。甚至连思考的精力都没有。这不是才思枯竭就是大干之前的休整。” 果然是大干前的休整。托尔斯泰11月底又紧张地写起来。1876年12月9日，托尔斯泰夫人写信给她妹妹塔尼娅说：“我们终于认真写《安娜·卡列尼娜》了，就是说不间断地写。廖沃奇卡（托尔斯泰名字的爱称——引者）精神振奋，专心致志，一天写一章。我紧张地抄写着，这封信下面就放着他昨天写好的一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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