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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在法庭上，玛斯洛娃是以被告身份出场的，但实际上她却是一个审判者，一个以自身的痛苦经历对丑恶社会的控诉的抗议者。做为下层人，她完全没有能力左右自己的前途，庭长要她说一下为自己辩护的话，“她光是抬起眼睛来看一看他，看一看所有的人，像一头被追捕的野兽似的。紧跟着她就低下眼睛，先是哽哽咽咽，后来放声大哭。“这痛苦的哭声里包含着多少她经历的辛酸，包含着多少对专制制度的控诉！她那无法言说的一切，她的遭遇，她忍受的种种屈辱都在这一痛哭中被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托尔斯泰就是这样，通过玛斯洛娃的外表、举止和言谈揭示了她在法庭上的心理活动，展示了她内心中“善”与“恶”的激烈冲突，并且有力地批判了造成玛斯洛娃悲惨境遇的社会现实，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复活》的弱点和消极面也是比较突出的。托尔斯泰在揭露社会罪恶的同时，却呼吁“禁止任何的暴力”，否定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制度，竟然让小说中的一个政治犯主张“革命，不应当毁掉整个大厦，只应当把这个古老大厦的内部住房换个方式分配一下罢了”。他反对教会的伪善，却乞灵于“心中的上帝”，说“不应该在寺院里祈祷，却应该在精神里祈祷”。他反对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也只能让书中的农民、马车夫和工匠发出沉痛的怨诉和无力的咒骂。这些消极的东西正是俄国农民“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来看待社会问题的体现，反映了他们的“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托尔斯泰还在小说的开头引用《福音》中的话作为题词，宣传对别人要饶恕“到七十个七次”，后来在主人公经历过那么多苦难以后，作者还说“要永远宽恕一切人”。作家的这种观点，是以“人性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他认为，社会如此腐败，“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人们丧失了做人的主要品质”。在作家看来，每个人身上仿佛都有“兽性的人”和“精神的人”在互相对抗，“兽性的人”占了上风，人就作恶；“精神的人”取胜了，人就行善。基于这种对“人性”和“兽性”矛盾的认识，他才让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通过“忏悔”和“宽恕”走向“复活”，借以体现“人性“由丧失到回归的过程，使他们几乎成了“托尔斯泰主义”的活标本。在小说中，作家试图说明，无论是贵族或农奴，压迫者或被压迫者，都要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避恶趋善，或改恶从善，人们都保持善良的“人性”，就可以消除社会弊端，“天国就会在人间建立起来”。实践证明，作家的这些主张是不切实际的，尤其在俄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他仍然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是极其错误的，这些我们在阅读作品时必须予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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