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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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1845年，起义部队在达尔岗一战中将沙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沙俄军队伤亡3万余人。山民如火如荼的起义斗争使得沙皇政府穷于应付，为了扭转战局，沙俄军队一面在部族之间挑拨离间，一面派遣重兵，步步进逼，烧杀掳掠，企图将山民困死。　　在山民与沙俄军队斗争的生死关头，哈泽穆拉特却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他是一个勇敢的山民，热爱自己的家乡和同胞，所以他勇敢地参加反抗沙俄侵略的“圣战”，建立了赫赫战功，成为沙米里手下的一员大将和州长。另一方面，他是山民中的上层人物，同当时的封建主有亲戚关系，当缪里德派镇压了亲俄的贵族，后来又把他的哥哥也杀死了，他便与沙米里结下了血仇，最后作出认敌为友的错误举动。1851年底，哈泽穆拉特带着几个随从投奔了俄国人，可是不到半年时间，他又从沙俄当局的监护下出逃，结果遭到了沙俄军队的包围，面对数量众多的追兵，他拒不投降，顽强抵抗，直到战死。为了杀一儆百，沙俄当局还把哈泽穆拉特的尸体砍头示众。　　托尔斯泰历来是不主张以革命手段来改造社会的，主张“不以暴力抗恶”，但是，现实的阶级斗争证明，他的这一套说教根本行不通。尤其是1905年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当沙俄军警不分青红皂白枪杀手无寸铁的工人时，托尔斯泰再也无法在镇压和反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暴力之间划等号了。他不得不承认：“革命者的暴力和政府的暴力不一样政府的暴力同窃贼的暴力是一回事，革命者的暴力则是另一回事。” 　　这种思想倾向在他20世纪初的文学创作中也有所反映。在《哈泽穆拉特》这篇小说中，作家塑造了哈泽穆拉特这样一个充满反抗精神的艺术形象，热情地歌颂了主人公那种惊人的毅力和顽强不屈的精神。作家在小说中还明确指出，山民的反抗是对侵略者烧杀掳掠暴行的必然回答。　　托尔斯泰晚年的文艺思想中尽管有宗教思想的消极成分，在阶级社会中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全民艺术，在对待现实的态度方面，他主张“勿以暴力抗恶”，但就其整个创作而言，主要的是揭露、批判，即“抗恶”。他鄙视为富人服务的艺术，提倡艺术为广大群众服务，这都是难能可贵的。他的文艺思想对俄国文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功绩是不朽的。　　在19世纪70年代，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激变，抛弃了上层贵族的一切传统的观念。当时，他已看到了在富人的奢侈和穷人的贫困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清楚地懂得统治阶级的全部虚伪和不义，也懂得了劳动人民的精神美德。人们认为富裕的财产和享乐的生活是光荣，是幸福，他却感到自己富裕的贵族家庭生活是一种罪过，是耻辱，决心要抛弃它，因此产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　　然而，托尔斯泰长期处在徘徊动摇之中，他毕竟与自己阶级的习惯和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爱自己的家庭、妻子和孩子，不想让他们陷入困窘的境地。但是，他在自己家里生活得时间越长，他的精神就越烦闷，周围的气氛也越使他无法忍受。他的夫人索菲娅的父亲是宫廷御医，她从小就跟着父亲出入宫廷，上层贵族阶级的生活习惯较深，未能摆脱世俗偏见，于是在如何对待财产和享乐生活等问题上，家庭矛盾就开始发生了。　　1885年，托尔斯泰在给索菲娅的信中说：　　“当我发生精神激变的时候，你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意义的重要性只是附和一般的见解，用全力和它作斗争，于是我们就斗争了8年。这种斗争的结果是我比以前更加痛苦。但是我并没有停留在以前的观点上，而是沿着那个方向走得更远。” 　　确实，索菲娅不理解托尔斯泰思想激变的意义，总是用贵族阶级的传统观点和托尔斯泰不断斗争。托尔斯泰要把财产分给农民，她坚决反对。1891年，她和儿子伊里亚等主动提出分家，除去女儿玛莎自愿放弃外，每个子女都分到了财产。1908年，索菲娅不听从托尔斯泰和女儿萨莎的劝阻，把四个偷了他庄园上白菜的农民关进监狱，并请来警察看守庄园。　　同时，社会的腐败黑暗也使托尔斯泰感到痛心疾首，还在1897年，托尔斯泰写信给弗·契尔特科夫说：“我周围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失掉理智了：大吃大喝，讲究穿戴，赌博成风，喧嚣吵闹，恣意取乐，挥金如土，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而我们是生活在贫困和被奴役的包围中。但是，阻止和揭露这种生活，使这些人悔愧，却没有任何可能。聋子比不停地大喊大叫的人更能听到声音。我感到心情非常沉重。”托尔斯泰很想在临死之前过上普通平民的生活，哪怕1年，1个月，离开他所憎恶的伪善和游手好闲的生活。　　家庭的矛盾斗争并没有结束，矛盾又从田产转到著作权上来。托尔斯泰公开表示要放弃1881年以后的著作权，供社会公共使用。1895年，托尔斯泰在遗嘱中写道：“我要求我的继承人把我的十卷本和识字课文都交给社会享用，就是说放弃著作权。” 　　索菲娅坚决反对，到处搜查托尔斯泰的手稿。有一次，托尔斯泰重病躺在床上，索菲娅还要逼着他说出收藏手稿的抽屉钥匙。女儿萨沙恳求她不要打扰父亲，她却气愤地说：“要知道，我要钥匙。他一走，手稿就会被人偷走。”这时在索菲娅看来，似乎手稿比托尔斯泰的身体更加重要。　　托尔斯泰没有办法，后来就躲在树林里秘密地写了一份遗嘱，遗嘱上写明他的著作权死后交给儿子谢尔盖、女儿塔尼娅和萨沙，由他们共同负责捐献给社会。后来经过反复考虑，他又把遗嘱改写成由小女儿萨莎一人负责处理，并且对萨莎作了明确指示，把出版第一版得到的钱“最好从你妈妈那里买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等庄园，然后再交给庄稼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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