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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1919年泰戈尔创作了孟加拉文的《小品文》，这是他这一时期的重要收获。作品均以散文体裁写就，然而因为出自诗人之手，便充盈了优美的诗意。不过文章的风格也不尽相同：有些是描绘式的，有的则侧重叙事；有些表达了哲理，有的则偏于讽刺，其间更有回忆性的美文。

　　小品《鹦鹉的故事》别具一格，它借鸟喻人，揭露了呆板教育制度对学生的伤害：生性喜欢唱歌和游戏的鹦鹉，被大臣们关进鸟笼，不给水和米，只给它从书中撕下的成堆的纸片。可怜的鸟儿最终郁郁而死，肚子里盛满了糜烂的纸片。这篇讽刺的小品文实在写得精彩，它栩栩如生地传达出作者尊重儿童天性的心声。另一篇《马儿的灾难》亦是意蕴深长：陷入自私泥淖的人类想让所有的生物都为自己的私利服务，神明警告人类释放马儿，威胁说不然就要赋予马儿以老虎般的牙齿和爪子。

　　人则依靠雄辩说服了梵天，而且声明是为着那些马儿自身的利益，人类才不得已发明了棍子。这则故事实际上也是通过对马儿考验的描述，揭示出对人的考验。除此之外，《老人的幽灵》则讽刺那些骑在现代的肩膀上，却一味迷恋往昔，并对于民族文明的变化生出无可名状的恐惧的人们。

　　1920年5月15日，泰戈尔与儿子和儿媳一同乘船前往英国。抵达英国之后，他受到新老朋友的欢迎。这次他所遇到的老朋友中有肖伯纳，两人相见十分高兴。他还为结交了新的友人感到兴奋。虽然在英国泰戈尔并没有遭遇到公开的敌意。但是显而易见，以前对他所怀有的热情已经淡漠。的确，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有无数变故发生：他对战争的谴责，他曾写的反对英国统治印度的短评，最重要的是他对“爵士”称号的放弃，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这种意味深长的冷淡。而英国某些知识分子以为欧洲文明比印度的更崇高，反对褒扬这位东方诗人，亦是造成这不愉快的阴影的原因之一。

　　离开英国以后，泰戈尔来到了法国。巴黎开放的社会环境使他的心情轻松而又愉快。在巴黎举行了欢迎他的集会，在那儿他结识了一些哲学家、诗人和著名学者，他们之中不少人后来曾作为和平之乡国际大学的第一批客座教授来到桑地尼克坦。同时，泰戈尔还获悉，在战争期间，法国的一些知名人士在法文版的《吉檀迦利》中寻求到了安慰和希望。

　　法国之行结束后，泰戈尔对荷兰和比利时进行了短期访问，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返回伦敦后，他决定前往美国，因为他感到美国需要东方的信息。

　　在美国，泰戈尔受到的接待与反响可谓错综复杂：既有热情的赞扬，许多听众蜂拥而至，前来倾听这位东方著名作家的演说《诗人的宗教》，因为过分拥挤，几百人不得不失望而归；也有激烈的反宣传，有些报纸指责他的反英亲德。因此，泰戈尔在美国逗留了几个月之后，再次返回了伦敦。在美国之行中，最有意义的是他会见了埃尔赫斯特和他未来的妻子。这两位朋友所具备的农业专业知识和他们真诚慷慨的经济援助，帮助泰戈尔在1922年开创了什利尼克坦的农村建设工作。

　　在伦敦停留了约3个星期之后，泰戈尔第一次领略了空中飞行的感受，他乘飞机去巴黎，与渴望已久的罗曼·罗兰会晤，并应约到新建的法兰西大学发表了题为《森林通信》的演讲。随后他前往瑞士的日内瓦，作了有关教育问题的演讲。当他在卢塞思美丽的自然风光中休憩之时，他无比欣喜地接到了由德国著名作家与学者自发组成的委员会发来的庆贺他60岁寿诞的礼物——这个委员会决定向桑地尼克坦的国际大学图书馆赠送一大批德国经典著作。受到鼓舞的泰戈尔，专程访问德国的汉堡和丹麦的哥本哈根，作了演讲。随后他应瑞典科学院的邀请，来到斯德哥尔摩，在那里作了演讲，还观看了他自己的作品《邮局》的演出，并受到了瑞典国王的接见。离开瑞典抵达德国之后，他又在柏林大学作了演讲。在德国的首都慕尼黑，泰戈尔会见了著名作家托马斯·曼和其他许多文学界、学术界的人士。战争之后的德国正面临着物资匮乏，泰戈尔将演讲所得资金，赠与了慕尼黑饥饿的孩子们。他在德国的最后一站是中部城市达姆斯塔斯，在那儿逗留的一周时间里，每天都有许多人前来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都一一回答，人民对他热诚朴素的感情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欧洲之行的最后两个城市是维也纳和布拉格，在那里他也作了演说。十四个月的旅行结束了，他的行迹遍布美国及欧洲各地。

　　之后，泰戈尔于1921年7月回到了他眷恋着的故乡——印度。

　　第二十一章　诗圣与圣雄

　　当泰戈尔回到印度以后，他发觉印度全国正处于不合作运动之中。

　　甘地是不合作运动的倡导人，这一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印度的自治。

　　不合作运动包含的内容包括印度人不应在英国驻印政府中任职，不应接受英国授予的荣誉官职与官爵，不应在英国人开设的学校中读书。而且假如英国驻印政府不让步，印度人民还要拒绝纳税。此外，还号召人们抵制英货。

　　当不合作运动的浪潮汹涌全国之际，印度各个大城市的工人相继举行罢工，一些邦的农民运动也开始高涨。全印度充溢着不满的情绪。目睹不合作运动的景况，泰戈尔的心情十分矛盾。他赞成圣雄甘地主张以非暴力的形式使印度获得自治，但是面对运动中带来的苦难，他的内心非常忧虑。当他看到在焚毁外国衣服布匹的火堆旁那情绪激昂的人群，他感到这番举止过于冲动；当他目睹学生们离开官办学校，丢弃了学业而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工具时，他分外痛苦；与此同时，他也不能接受放弃先进的机器，却崇拜手工纺纱的论调。

　　由于深感不合作运动中某些方面存在着偏差，泰戈尔在加尔各答发表了题为《文化之汇合》的公开演讲。他赞扬了西方人在生活道路上勇往直前的精神，认为那种精神不是出于蛮力，而是源自勇敢、坚忍和客观面对现实的能力。他认为，印度与西方应当在知识文化以及精神上合作。他的讲演招来了众多反对的声音，当时孟加拉的著名小说家萨拉特·昌德拉·查特吉为了回答泰戈尔的讲演，撰写了《文化之对立》一文。泰戈尔还在加尔各答所作的另一次名为《真理的呼声》的演讲中，不无忧虑地指出群众的盲从将导致自由名义下的灵魂的真正不自由。为此，甘地专门著文反驳，认为诗人的忧虑完全没有必要。

　　不久，甘地亲自来到加尔各答，在泰戈尔家中同诗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这两位伟人的观点存在着分歧，但见解不同并未动摇他们之间真诚的友谊。在两人单独会谈之时，支持甘地的群众聚集在泰戈尔的住宅外面，狂热的人们从附近商店弄来的一捆捆外国布匹，然后置于露天的院子里焚烧，以表示对泰戈尔的不满。因此，当甘地强调整个不合作运动是建立在非暴力的原则之上时，泰戈尔反问道：“甘地先生，你的非暴力追随者正在干什么？他们从商店里抱来布匹，放在我家的庭院里焚烧，就像狂热的教徒一样，在火堆的四周狂呼乱舞，难道这就是非暴力么？”

　　泰戈尔一向尊敬甘地的个人品质，于是他放弃了与甘地及其追随者进行无意义的不必要的争论，采取了沉默的方式。他从加尔各答退居到桑地尼克坦这个自己喜爱的孤寂之方，退居并不是因为憎恨，而是为了避免无休止的争执。回到和平之乡的他在孤独的时候，似乎看到了一个微笑，听到一个声音在说：“你的位置是在世界的岸边游戏着的孩子们的天地里，在那儿，我和你在一起。”

　　于是，他继续拿起笔来，创作出一系列优美的儿童诗，并于第二年以《小湿婆天》为题出版。其中的诗歌对儿童内心的引人入胜的探索和优美、活泼的抒情格调，不由使人回想起他20年前所创作的《新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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