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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30年，泰戈尔访问了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他在那里看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使他极为振奋，兴之所至，写成了歌颂苏联的《俄罗斯书简》一书。虽然他对社会主义不能充分了解，但是他向往这个崭新社会，想把这个神奇的世界搬到印度人民中间去。他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向往始终如一，在80岁生日述怀的文章中，还特别强调和赞扬苏联的成就。别人的攻击并没有影响他心目中苏联的美好形象。

　　1934年，意大利法西斯军队侵略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泰戈尔立即严厉谴责。1936年，西班牙爆发了反对共和国政府的叛乱，他站在共和国政府一边，明确反对法西斯头子佛朗哥的倒行逆施，1938年，德国法西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他写信给在那儿的朋友，表示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关怀和声援。1939年，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世界大战，他又应欧洲朋友之邀，撰文怒斥德国“领袖”的不义行径。泰戈尔一贯痛恨法西斯丑类。但是对被欺压的弱小民族，他则表示无限同情。特别是对中国，他更是始终抱有好感与希望。他始终是中国人民的真正的忠实的朋友。

　　1941年8月6，泰戈尔在加尔各答祖居宅第里平静地离开人世，成千上万的市民为他送葬。中国人民并没有忘记，在当时的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报刊都发表了许多文章，表示知识分子和他的中国读者对他的深切悼念和缅怀之情。

　　泰戈尔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始终站在正义一边，反对非正义的暴行。在家庭中，他是一个忠诚的丈夫，一个慈爱的父亲。在妻子生病时，他始终坐在她床边，给她搧扇子。女儿患病，他亲自抬担架送女儿回加尔各答，一走就是二三十里。他待人亲切，很有幽默感，常常说笑话。对“下等人”，对小动物抱有无限的同情。泰戈尔所具有的这些高贵品质赢得了印度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第二节　丰富而矛盾的思想：泛神与博爱

　　在泰戈尔漫长的人生旅途上，曾经跨越几个不同的时代。总体上那是一个急剧变革的年代。印度和国外的，古代和现代的许多思想都影响了他的世界观。

　　但是，这个世界观最基本最核心的部分，还是印度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泛神论的思想。即梵我友人合一，人与宇宙是一个统一体。泰戈尔曾经对黛维夫人说：

　　“在黎明时分，当我那天上的朋友（指太阳）用他的光流沐浴着我的时候，我想从我自己中走出。我们心中有两个‘我’，两个人：一个永远无尽无休地为贪婪、不满、苦恼、忧愁、快乐以及其他100种情绪所左右；另外一个是更伟大的‘我’，他高出那一切，能自制；自我完善——可是那个更大的自我隐藏起来了因此，每天我坐在早晨的阳光里，我尝试着脱离开那较小的‘我’。我不能为自己创造任何上帝并且向他祈祷。我只是尝试着从我自己中解脱出来那对我就是真正的解脱。”确实，泰戈尔是超越了平凡人生和世俗世界的。

　　但是，泰戈尔的思想又总是矛盾着的。一方面，他相信宇宙万有的基本精神是和谐与协调的。他最喜欢使用的名词是“爱”、“互相依赖”、“互相关联”、“互信互助”、“协作”等等。他相信并提出“韵律”是宇宙间的最高原则。人们总是说：“他向全世界宣扬一种爱与快乐的教训。”与此同时，他又大不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教条。他相信宇宙万有流转不息，永不停滞。这种符合自然辩证法的规律的观点，是泰戈尔思想中的精华。这种思想中的矛盾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他多少相信神术，甚至相信轮回转生；但是同时又相信天演论，喜爱并且相信自然科学；他提倡东方的所谓“精神文明”，但又不抹煞西方的所谓“物质文明”。他思想中充满了矛盾。而对这一点，他自己又是非常清楚的。他在1924年写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我自己天性中也有一种经常发生的内战。”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泰戈尔是一个内心充满矛盾和斗争的思想家和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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