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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在庄园休假的这段时间,屠格涅夫背着猎枪走遍了奥廖尔省和附近的几个省。经常陪他打猎的是一个地主家的猎场看守——农奴阿法纳西·阿里凡诺夫。

  在那一带,谁也比不上他的打猎本领,他能靠嗅觉找野鸟,招引鹌鹑,孵育小鸟,捕捉夜莺。屠格涅夫十分喜欢阿里凡诺夫,帮他赎了身,让他搬到离斯巴斯科耶不远的森林里居住,屠格涅夫空闲时经常去他家小坐饮茶、谈打猎、拉家常。

  屠格涅夫利用打猎的机会,到过荒僻的村舍、地主的庄园、草原上的猎场和森林的看守棚,还乘着马车访问了邻近的几个县。打猎培养了屠格涅夫沉着冷静、忍耐刻苦的品质,使他接近大自然,了解自然的奥秘,更重要的是:打猎使他接近普通人民,仔细观察了农民与地主的生活,如饥似渴地汲取民间语言,促使他理解并爱上俄国农民。

  当屠格涅夫带着丰富的素材满载而归,回到离开快半年的彼得堡时,《现代人》第一期正在筹备中。

  屠格涅夫向别林斯基保证,他一定以最好的作品支持《现代人》。

  自意大利歌剧团离开俄国后,屠格涅夫一直和波丽娜·维亚尔多保持通信联络。1846年12月他给正在柏林歌坛进行冬季演出的波丽娜·维亚尔多写信说:“我现在有许多工作,几乎和谁也不见面。闭门写书,这是我从天南海北搜集来的,是我的希望与回忆。”“我正全力以赴地在写作,我答应写一些东西,我想要办到,也一定能办到。”

  屠格涅夫给第一期《现代人》写的短篇题为《霍尔和卡里内奇》,副题是《选自猎人笔记》。这篇作品受到了文学界和读者的一致赞扬,作者的声望提高了。别林斯基深信,从《霍尔和卡里内奇》这篇看来,屠格涅夫的创作前途无可限量,而且已自成一家,将是未来一位卓越的作家。读者都纷纷来信问《现代人》是否还继续刊登猎人的故事。

  后来,刊物上又陆续发表了以下几篇:《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里郭甫》、《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这使屠格涅夫的成就得到了彻底的巩固。显然,屠格涅夫已经踏上了自己真正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在自己的创作中,同情被压迫的人民,描写奴役制度的罪恶,揭示农奴制的实质,暴露贵族这一保守势力,这正是后来《猎人笔记》的主旨。

  作者在农村期间积累了大量素材,他准备用这些材料写成一本书。但是,他愈来愈深地感觉到:他只有到西方去,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我必须远离我的敌人,这样可以从远处对它进行更有力的进攻。我面前的这个敌人有明确的形象,它的名字是众所周知的,它就是农奴制。我已搜集了它的全部罪孽,决心与它斗争到底。我发誓永不和它妥协我之所以到西方去,就是要更好地实现这一誓言。”屠格涅夫确信,如果留在俄国,就完不成《猎人笔记》。当然,屠格涅夫出国的另一原因也是为了不愿意离开波丽娜·维亚尔多一家。

  屠格涅夫出国后不久,1847年5月初,别林斯基到德国查尔茨布隆作矿泉治疗。屠格涅夫从柏林出发,前去迎接别林斯基。他们来到德累斯顿,波丽娜·维亚尔多正在这里演出。别林斯基对屠格涅夫如此恋慕波丽娜深感疑虑,并多次暗示屠格涅夫这是个冒失之举。

  两人离开了德累斯顿,来到查尔茨布隆,在一条很不漂亮的街道上租了一幢整洁的二层楼房住了下来。

  屠格涅夫像儿子一样照顾别林斯基。其实他们在刚开始交往时,屠格涅夫就称呼别林斯基为“父亲和指挥官”,别林斯基把屠格涅夫叫作“孩子”,有时开玩笑叫他“亲爱的黄口孺子”。

  别林斯基的健康状况很差,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医生对所有的问题,总是回答那句话:“是的,您的朋友病情很严重。”

  屠格涅夫在查尔茨布隆无所事事,决定继续写作《猎人笔记》。别林斯基卧室隔壁的一个小房间就成了临时工作室,屠格涅夫开始专心致志地创作。

  没过几天,他的新短篇《总管》完成。这是《猎人笔记》中社会意义最尖锐、反农奴制度倾向最鲜明有力的一篇小说。屠格涅夫把作品朗诵给别林斯基听,小说中有一处特别使他吃惊:地主宾诺奇心平气和、彬彬有礼地下令鞭打仆人,仅仅是因为仆人端给他的酒没有加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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