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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所有巴黎革命的悲剧景象，永远铭刻在屠格涅夫的心中。多年之后，他在文学和生活回忆录《戴灰眼镜的人》一文中曾谈到了这些情况。在长篇小说《罗亭》的尾声中也写了革命事件的悲惨结局中的一个插曲。

　　屠格涅夫在巴黎认识了作为政治侨民住在那里的德国革命诗人海尔维格，他们常常来往，互诉衷曲。

　　就在六月的一天，发生了一件事，给屠格涅夫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正坐在海尔维格房间里，一个侍役领进来一个驼背的老工人，穿着短衫，两眼红肿，一脸深深的皱纹。他说，他是受革命工人的委派，特来通知他所不认识的海尔维格公民：海尔维格的那个从柏林来的儿子和他的保姆安全无恙，等危险结束，即可回家，让海尔维格放心。海尔维格对这位老人历尽千辛万苦、面临逮捕和死亡的危险、奋不顾身的举动大为震惊，要给他酬金，他坚决不接受，并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字，只说：“是我们的人民派我来的。”

　　这就是同革命者会见的情景。屠格涅夫受到了深深的震撼，通过这个“穿短衫的人”所表现出来的自我牺牲精神，他看到了真正英雄行为和真正人道主义的表现。他把这一情景写成了特写《我们的人民派我来的》，其中写道：“来找海尔维格的那位老人下落不明，但他的所作所为，他那几乎是不自觉的朴素的真诚的态度，不能不令人惊讶。显然，他根本没想到过，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作了自我牺牲。同时，也不能不对那些派他来的人们表示敬佩，他们在紧张危急的决战时刻，还能想到一个陌生的‘有产者’心灵上的不安，让他放下心来。”

　　屠格涅夫在法国，广泛地涉猎研究欧洲的艺术，同时也积极推进了俄罗斯文学在法国的传播。他多次会见了在俄国文学界享有盛名的法国作家乔治·桑。

　　乔治·桑对屠格涅夫这位写了许多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家很感兴趣，她对短篇小说《活尸》大加赞赏，并给屠格涅夫写信说：“我们大家都应当向您学习。”屠格涅夫还同法国著名作家梅里美友好交往，当时梅里美正在学习俄语，以便阅读普希金和果戈理的原著。

　　1850年6月，屠格涅夫决定回俄国。临回俄国前，他写信给赫尔岑说：“你可以放心，你的信和文件，我会完整无缺地送到”看来，屠格涅夫又干起了“外交信使”的差使，就像1841年离开柏林时替巴枯宁携带文件一样，现在又替赫尔岑捎文件了。因为他们的这些材料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交给沙皇邮局极不可靠，却可以毫无疑虑地交给他们信赖的人——屠格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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