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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1862—1863年，《钟声》刊登了赫尔岑写的一系列书信体文章，总标题为《终结与开端》。

　　为了保密，没有对书信的收件人称名道姓。这位收件人就是屠格涅夫。赫尔岑在第一封信里就明确地说，分道扬镳已成定局，屠格涅夫只是个同路人，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各奔前程了。他对屠格涅夫写道：“好吧，上帝保佑，我们要分手了，作为友好的同路人，在友爱与和睦中分别吧。”

　　1863年2月，沙皇政府根据“关于与伦敦的宣传者有牵连的被告人”案件（该案件被称为“第三十二号诉讼案”），对屠格涅夫进行起诉。当时，屠格涅夫已在国外。年底他就已经听到传闻，说在最近的将来，他将被传到彼得堡，向枢密院提交供词。

　　政府采取的行动使屠格涅夫焦躁不安。他把哥哥叫到巴黎，以便同他商量，如果庄园不久有被没收的危险的话，那就先把它卖掉。

　　屠格涅夫写信给安年科夫说：“我不能设想，他们究竟指控我些什么。我实在不能认为，他们是因为我同那些流亡的、我们在政治信仰上早就分手了的青年时代的朋友们有来往而迁怒于我，我算个什么政治人物呢？我，是个作家，一个独立的、但却是有良心的和温和的作家，如此而已。”

　　屠格涅夫在巴黎接到了经由俄罗斯公使发来的正式传票。他没有接受这种传讯，只是请求将“传讯理由”寄到巴黎，并听从公使的劝告，向沙皇呈了一份保证书，保证自己的信仰属于“温和派”，“虽然独立不羁，但却诚挚善良”。

　　传讯理由寄给了屠格涅夫，主要原因是关于他同赫尔岑、奥加辽夫和巴枯宁的关系问题。1863秋，跟着来了第二次传讯，但是屠格涅夫再一次回避了它。

　　1864年1月，他还是不得不回去作证。但枢密院委员会已不再认为屠格涅夫是“危险分子”，无论是“诏节”，还是签名具结，都只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

　　他在给波丽娜·维亚尔多的信中说：“我的六位审判官都乐意同我东拉西扯谈一阵子”根据枢密院裁决，就这一案件对作家免予起诉。

　　赫尔岑起初本以为屠格涅夫会帮助揭发“第三十二号诉讼案”的可耻实质。当他知道屠格涅夫向亚历山大二世呈递了保证书以后，猛烈地指责了他的这一做法。1864年1月，《钟声》上登出了一篇关于屠格涅夫向沙皇悔过的措辞恶毒的简讯。其中写到：“一个白头发的马格达林，给皇帝写了一封信，说她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坐卧不宁，连白发和牙齿都掉了，她因为皇上还不知道她悔过而难受，所以‘断绝了同青年时代的朋友们的一切联系’。”

　　屠格涅夫同俄国民主主义者的友谊就这样中断了。

　　“父亲和指挥官”、亲爱的朋友和导师——别林斯基早已入土；屠格涅夫同别林斯基事业的继承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现代人》的中心人物在60年代初就已决裂，走上不同的道路；现在又与赫尔岑以及流亡伦敦的其他俄国民主主义者断绝了关系。

　　1964年1月，屠格涅夫参加了在斯摩棱斯克墓地举行的德鲁日宁葬礼，涅克拉索夫、费特、冈察洛夫、安年科夫、鲍特金和其他很多文学家都聚集在那里。屠格涅夫请安年科夫告诉冈察洛夫他想跟他握手。冈察洛夫感得很高兴，这次会见结束了他们之间的不和睦关系。

　　就在那年春天，屠格涅夫从巴黎写给冈察洛夫的第一封信里说，他高兴的是“由于共同的经历、志向和其他一些原因”而恢复了同他的友好关系。屠格涅夫还写道：“我们也有些像最后的莫希干人了呢。”

　　“莫希干人”是北美因欧洲人的殖民政策而衰亡的一种印第安民族。“最后的莫希干人”比喻某种衰亡人物的最后残存者。在长篇《罗亭》中，列兹涅夫对罗亭讲过这样的话：“我们留下的人已经不多了，兄弟；咱们都是最后的莫希干人！往昔，当我们前面正是来日方长的年代时，我们可以各奔前程，互为寇仇，但现在，当我们周围的人群已经烟消云散、日见稀少时我们必须紧紧地互相扶持。”这几句话道出了屠格涅夫如今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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