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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小的时候，父亲很慈祥，非常和蔼可亲。母亲倒常常发脾气，有时孩子们并没有什么过错，纯粹是她累了，或是家务事不称心罢了。那些年，有什么事去求父亲往往顺当得多。但以后父亲逐渐变得严厉了，其原因主要是生计变得艰难，庄园发展以后事务更加繁杂（特别是80年代农业危机时代），以及孩子们给他的烦恼和失望等等。 在漫长的冬季，草原飞雪席卷整个扬诺夫卡，积雪比窗子还高，这种日子母亲便喜欢看些书。她坐在餐室的三角形暖炕上，把脚搁在面前的一张小凳子上；或是当冬日黄昏早早来临时，靠在丈夫的安乐椅里，迎着从结着冰的小窗透过的亮光，用一只粗糙的手指指着一行行字，大声地朗读着从博布林涅茨图书馆借来的小说。有些词句常常使她费解，遇到复杂的句子更是结结巴巴。有时一个孩子稍稍一指点，便能使她茅塞顿开。她读书孜孜不倦，很有耐心。冬天这种时候只要空闲都能在客堂里听到她的琅琅读书声。 托洛茨基的父亲到老了以后才学会拼读单词，为的是想能读出托洛茨基写的书的书名。1910年托洛斯基在柏林知道他父亲是在怎么孜孜不倦地努力了解自己的儿子写的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书时，心情十分激动。 十月革命爆发时，托洛茨基的父亲已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了。他母亲于1910年逝世，而父亲一直活到苏维埃政权建立。国内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南方政权不断更迭，局势十分险恶，这位75岁的老人不得不步行几百公里到敖德萨去寻找一个临时栖身之地。红军对他是威胁，因为他富有；白党在追捕他，因为他是共产党头子之一托洛茨基的父亲。苏维埃军队肃清南方的白党以后，他才得以在莫斯科安身。当然，十月革命剥夺了他积聚的一切。有一年多的时间，他在莫斯科附近管理一家国营小面粉厂，当时的粮食人民委员丘鲁帕很喜欢同他聊农业生产问题。这位老人于1922年春天死于伤寒，当时托洛茨基已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宣读报告了。 第二章 “生活新纪元” 1.红胡子的车夫 童年的托洛茨基常常偷偷地跟挑木工人去田里捉土拨鼠。干这活儿要手脚麻利，动作准确，不能快也不能慢。把水灌进鼠洞以后就手执棍棒静静地等候那湿漉漉的小脑袋出现。老土拨鼠全用屁股堵住洞口，长时间地顽抗，只有第二桶水灌下去，它才会屈服，跳出来束手就擒。孩子们剥下死土拨鼠的四只爪子，用绳子扎起来：消灭一只土拨鼠，地方政府就付给1戈比。从前只要交尾巴，但一些滑头的人能够用一张鼠皮做出十来只尾巴，所以就改成交爪子了。回家的时候孩子们总是浑身又脏又湿，所以家里不许他们干这些事，而宁愿让他们端坐在餐室的沙发上画瞎子俄狄浦斯①和安捷戈涅②什么的。 ①希腊神话中忒拜国王拉伊俄斯之子，因神曾预言他将杀父，出生后被其父弃于山野，但被一牧人救起。长大后俄狄浦斯无意中杀死了父亲，成了忒拜国王，并娶了生母。当他知道他幼年时得到的神谕应验后，弄瞎了双眼。 ②希腊神话中瞎子俄狄浦斯的女儿，她违反权父克瑞翁的禁令，将自己兄长波林尼克的尸体埋葬，因而被囚禁在墓穴中，后自缢身死。 有一次孩子们跟母亲乘雪橇从离他们最近的小城博布林涅茨回家。四周的秋雪亮得使人睁不开眼，颠颠簸簸的路程催人昏昏入睡。忽然，雪橇转弯时翻了个个儿，廖瓦③头朝地栽了下来，毯子和草垫把他压在下面。他听见母亲惊恐地喊叫，可没办法回答她。还是车夫——一个身材高大、红头发的年轻小伙子，他受雇在托洛茨基家不久——掀开毯子，才找到廖瓦。后来，大家重新安顿好，又上路了。小玛莎开始抱怨说她冷得仿佛脊背上有一群蚂蚁在爬。 ③托洛茨基的爱称。 “蚂蚁？”红胡子车夫回过头来问道，露出一口结实的白牙。 小玛莎瞅着他的嘴巴，说道：“是的，你知道，就像是有一群蚂蚁。” “没什么。”车夫笑道。“就要到了。”说着扬起鞭，催促那匹浅棕色的马。 可是，第二天夜里，正是这个车夫和这匹浅棕色马不见了。庄园里一阵骚乱。立刻组织了一支搜索队，由小玛莎的大哥率领。他套上马，保证要狠狠地惩治这个强盗。 “你还是先逮住他。”廖瓦的父亲抑郁地道。 两天以后，搜索队回来，廖瓦的哥哥说雾太大，赶不上那盗马贼。就是说，那个长得很帅的快活小伙子是个贼？他还有一口结实的白牙哩！ 廖瓦发烧了，难受得辗转不安，胳膊、脚和脑袋都不能动弹，好像肿得要顶到了墙壁和天花板似的。廖瓦无法摆脱这种折磨，因为它们是来自身体内部。廖瓦的喉咙疼，浑身热如火烧。廖瓦的父亲和母亲瞧了瞧，然后彼此惊恐地交换了下眼色，决定往喉咙里敷一些药物。 “我怕孩子得的是白喉。”母亲道。 “要是白喉，怕他早躺到长凳上去了。”伊凡·瓦西里耶维奇说道。 廖瓦模模糊糊地猜想着，“躺在长凳上”就是死了，就像妹妹罗佐其卡死时那样。但他相信，他们这不是在说他，所以小病人只是平静地听着。最后决定把孩子送往博布林涅茨。母亲虽不算很虔诚，可是要她在安息日进城，她是无论如何不愿意的，于是就让伊凡·瓦西里耶维奇送小病人进城。他们住在小塔吉扬娜家，她原来是他们家的使女，后来嫁到博布林涅茨来。塔吉扬娜没有孩子，所以不怕传染。沙图诺夫斯基医生看了看孩子的喉咙，量了量体温，只像通常那样说了句“眼下还难讲”就走了。塔吉扬娜给孩子一个啤酒瓶，那瓶子里有个用小木棒和小木板搭成的教堂。两条腿和胳膊不再碍事。孩子终于痊愈了。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那是在托洛茨基的“生活新纪元”开始不久。 事情是这样的。老阿勃拉姆叔叔有时能一连几个星期不跟孩子搭一句腔。可是，一次他忽然兴冲冲地把廖瓦叫住，问道： “你现在告诉我，今年是哪一年？不知道？1885年！说一遍！记住！过后我还要问你。” 孩子弄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是的，今年是1885年。”性格娴静的表姐奥丽加说道。“明年就是1886年。” 孩子不相信她的话。既然时间有一个自己的名称，那么这个“1885年”的名字就应当永远存在下去，就是说，要存在很久、很久，就像门口那石门坎用的大青石一样，像磨坊一样，也像廖瓦自己一样。奥丽加的妹妹别佳不知道该相信谁说的好。他们3人都为将要进入一个新时期而惴惴不安，仿佛人们突然给打开了一间昏暗房间的门，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只听见乱哄哄的人声。最后廖瓦还是屈服了，同意了奥丽加的意见。就这样，1885年就作为第一个有号码的年份进入廖瓦的记忆。这是廖瓦生活的无形和纷乱的史前时期的结束，廖瓦心中的一张年表就从这一年起存在了。这时廖瓦6岁。对俄罗斯来说，这一年是歉收、危机和首次发生工人大骚乱的一年。不过使廖瓦惊奇的仍然只是它的不可思议的名字，廖瓦曾经惶恐不安地力图探求这时间与数字之间的隐秘关系。以后，一年一年你来我往不停交替，始而慢些，尔后越来越快，但1885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作为一个长者和始祖，凌驾于它们之上。1885年成了“廖瓦的新纪元”的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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