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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克拉辛给托洛茨基安排了好几个在彼得堡的接头地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康士坦丁诺夫炮兵学校的主任医师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李特肯斯家，命运使托洛茨基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与他和他的家人联系在一起。在1905年那紧张的日日夜夜里，正是坐落在后巴尔干大街上的李特肯斯家和学校大楼成了他的藏身之所。常有一些从来没有来过军校大院的不速之客就在门卫的眼前来到主任医师的住所找他。军校下级人员对老医生很好，从来没人去告密，所以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医生的大儿子亚历山大，18岁，已经是个党员，在奥尔洛夫省搞了几个月的农民运动，因为神经过度紧张，一病不起。小儿子叶甫格拉夫当时还是个中学生，后来在国内战争和苏维埃政权的教育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不幸于1921年在克里米亚被匪徒杀害。

　　托洛茨基以一张名叫维肯季耶夫的地主的证件在彼得堡合法地住下。在革命者当中他化名彼得·彼得罗维奇。在组织上他没参加任何派别，但实际上托洛茨基继续与克拉辛一起工作。他这时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温和派，这符合托洛茨基当时的观点，所以他们才更加接近。与此同时托洛茨基仍然与孟什维克的彼得堡地方组织保持着联系。在他的影响下，他们也主张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因而就与在国外的孟什维克中央发生了冲突。不过，这个孟什维克组织很快就瓦解了，它是被一个绰号叫“戴金边眼镜的尼古拉”的叛徒出卖的。这个人也认识托洛茨基，再加上他的妻子因参加五一森林集会被捕，他必须暂时隐蔽。于是托洛茨基在夏天来到芬兰。

　　在芬兰得到喘息的机会，托洛茨基开始发奋投入文字工作。他贪婪地阅读各种报纸，注视着各政党的活动，搜集各种材料。在这个时期，最后形成了他对俄国社会内部力量和关于俄国革命前途的看法。

　　当时托洛茨基这样写道：

　　俄国面临着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土地问题。政权将由领导农民反对沙皇制度和地方老财的阶级和政党来掌握，无论是自由主义或民主知识分子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历史时代已经过去。革命的舞台由无产阶级所占领。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通过工人的行动使农民接受它的领导，这就给俄国社会民主党开辟了一个比西方国家更早夺取政权的前景。社会民主党当前的任务是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无产阶级一旦夺取政权以后，不能停留在民主主义纲领上，必须转向社会主义道路。至于它在这条道路上走多远，这不仅取决于各种力量内部的对比，而且取决于整个国际环境，因此，基本的战略路线要求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中，在同自由主义者争取农民的企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同时，就必须把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任务。

　　革命的前途问题与策略问题是最紧密地相联系的。党的中心政治口号是立宪会议，但革命斗争的历程提出了由谁和怎样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起义的前景来看，必然要求建立一个临时革命政府，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应当保证它在临时政府中起决定性作用。

　　托洛茨基在芬兰的住处，四周丘陵环绕，苍松林立，湖塘波光粼粼，空气晶莹清澈，一片秋日的气息。这种环境很难使人想起革命在不断发展。9月末，托洛茨基迁往芬兰腹地，在一处湖边林地找到一家孤独的旅馆住下，这旅馆名叫“劳哈”，在芬兰文里是“平静”的意思。因时值秋天旅游淡季，偌大一个旅馆几乎没什么人。四周一切真是“劳哈”（平静）到了极点，没有一个活的生灵，没有一点儿声息。他继续写东西和散步。晚上邮递员送来一卷彼得堡报纸。他一份接一份地翻看。这些报纸犹如窗外吹来的一阵狂风。

　　罢工浪潮正在扩大，从一个城市蔓延到另一个城市。在这宁静的旅馆里，翻阅报纸的沙沙声传送到托洛茨基的耳际，就好似雪崩的轰隆声。看来革命正全速发展。托洛茨基让旅馆领班结了账，请他雇了一辆马车，就离开了那“平静”，走向暴风雨。晚上他就到了彼得堡，并在理工学院大礼堂做了讲演。

　　十月罢工并不是按原计划展开的。它开始是莫斯科印刷工人的一次行动，后来很快平息。社会民主党的两派本来决定在“流血的星期日”一周年时展开一次决战。所以托洛茨基心安理得地躲在芬兰避难地写东西。但一次本来已渐趋低落的罢工突然波及到铁路工人，于是它立即迅猛地发展开了。

　　罢工从10月9日一开始就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并且迅速从莫斯科扩张到全国。这种全国性总罢工在俄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很多城市，群众与军警发生了冲突。不过总的来说，十月总罢工还只是政治性的，并没有转变为武装起义。可是没想到专制政权却惊恐万状，仓皇退却，于10月17日（公历30日）发表了立宪宣言。当然受了打击的沙皇政府手中还保存有国家机器，但是政府的政策，照沙皇重臣维特的说法，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更胆怯、更盲目和更愚昧”了。不管怎么说，革命终究取得了初步和部分的胜利，毕竟统治阶级做出了众多的允诺。

　　2.彼得堡工人苏维埃

　　托洛茨基是在十月罢工高潮中回到彼得堡的。罢工浪潮正在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但是也存在危险，这就是缺乏一个群众性组织的领导，运动很可能毫无结果地结束。他从芬兰带回一个建立非党组织的计划，这个组织由选举产生，每1000名工人选出1名代表。就在回来的当天，他从一个名叫约尔丹斯基的作家（此人后来出任苏维埃驻意大利大使）那儿知道彼得堡孟什维克提出了一个选举产生（每500名工人选举1名代表）革命组织的口号。

　　这个口号无疑是正确的。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坚决反对选举产生非党组织这一主张，担心它将来与党分庭抗礼。可是布尔什维克的工人们却完全没有这种担心。在11月列宁回国以前，布尔什维克的上层干部对待工人苏维埃①一直就是这种宗派主义态度。而广大党员群众则比这些党的上层领导们更能依靠政治嗅觉正确地把握斗争路线。因此，可以说，列宁未能及时从国外赶回国是第一次革命中布尔什维克未能取得领导地位的重要原因。

　　①“苏维埃”一词系俄语译音，意为“代表会议”或“委员会”，后成为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名称。此处“工人苏维埃”即“工人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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