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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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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耶谨慎地暗示明天清晨可能对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进行大逮捕。 “因此，您主张我走？” “而且越快越好！” “那好，明天我就全家去瑞士。” “嗯……我倒希望您今天就动身。” 这次谈话是下午三点多钟，晚上6点10分托洛茨基已经带着家眷坐在开往苏黎世的火车上了。七年来的关系、书籍、资料和尚未完成的手稿都弃之不顾了。 托洛茨基的战时避难所瑞士使他想起了他在芬兰住过的“劳哈”旅馆，1905年秋他就在那里迎得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当然，此刻瑞士军队也已动员起来，甚至在巴塞尔也听见了炮声。可是托洛茨基所居住的希尔凡丁旅馆却像一个世外桃源。他心里盘算，也许离开这瑞士的“劳哈”旅馆重新回到那理工学院大礼堂去会见彼得堡工人的日子已不远了。可是这个时刻足足过了33个月才到来。 2.战争开始·出版《战争与“国际”》 在这期间，托洛茨基除了积极参加瑞士社会党的活动，与表现出巨大的国际主义热情的基层工人接触外，还写了一本关于战争和第二国际的书。这本名为《战争与“国际”》的小册子像托洛茨基的其他著作一样，先在瑞士，接着在德国、法国，后来在美国，最后在苏维埃共和国遭到了不同的命运。 负责这本书的德文译文编辑工作的是苏黎世教授拉加茨，这使托洛茨基有机会认识并熟悉这位有独特见解的人。拉加茨笃信基督教，而且就所受的教育和职业来说，就是一位神学专家。然而，拉加茨又是一个瑞士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分子，赞成用最极端的方法进行反战斗争，拥护无产阶级革命。 他和他夫人对于一系列政治问题的态度与奥地利、德国和瑞士的缺乏头脑的社会党官僚大相径庭，这种认真而严肃的精神使托洛茨基十分敬佩。据托洛茨基所知，后来拉加茨因自己的观点而牺牲了大学教研室的位置，这在他所处的环境是不多见的。 正是在拉加茨的帮助下，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才得以流畅的德语问世。后来这本书历经曲折从瑞士进入奥地利和德国，在这当中瑞士左派人士普拉登等人出了很大的力。这本书首先是针对作为第二国际领导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托洛茨基记得，在沙文主义乐队中担任第一小提琴手的记者海尔曼把这本书称为疯人呓语，但又承认在呓语中也还不乏逻辑。这对托洛茨基已是很高的赞语了。 后来在法国，托洛茨基偶然读到一条从瑞士来的电讯，声称一个德国法庭为他的小册子已缺席判他徒刑。由此托洛茨基得出结论，他的书正中敌人要害！协约国的诽谤者和密探曾力图证实他是德国参谋部的代理人，这回霍亨索伦王朝的法官所做出的判决正好替他帮了大忙，给他们的这种努力当头一棒。 十月革命后，纽约的一位机智的出版商把托洛茨基的这本小册子印成精装本在美国发行。据出版商本人说，威尔逊总统曾从白宫打电话来要求把该书的清样送给他一份。总统当时正在草拟14条纲领。据一些消息灵通人士说，总统怎么也不能容忍一个布尔什维克能先于他想到这些主张。两个月内，该书在美国发行了16000册。 在苏维埃共和国，托洛茨基的这本在苏黎世写的小册子再版多次，成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重要参考书。直到1924年所谓“托洛茨基主义”出笼以后它才从共产国际“市场”上消失。现在这本书像革命前一样成了禁书。 3.巴黎《我们的言论报》 1914年11月19日，托洛茨基作为《基辅思想报》的军事记者来到法国。 他之所以乐意接受他们的聘请，是因为这使他有可能更加接近战争。巴黎显得很忧伤，一到晚上，大街小巷一片黑暗。飞机成群地飞临城市上空。德军在马恩受阻后，战争变得更加激烈和残酷。 正当德军日益向巴黎逼进，法国资产阶级准备弃城而逃的时候，两个俄国流亡者办起了一份小小的俄文时报《我们的言论报》，它的任务是向被遗弃在巴黎的俄国人阐释正在发生的事，使国际团结的精神不至泯灭。第一期报纸出版之前，报纸的资金总共只有30法郎。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也不相信仅凭这一点钱就能出版一份报纸。实际正是这样，尽管编辑和撰稿人都不取分文报酬，报纸仍然经常出现危机。在不断经受负债和报刊检查的打击下，报纸一次次被查封，又一次次换一个名字重新出版。这张报纸一共生存了两年，直到1917年2月革命爆发。 托洛茨基的家属直到1915年才迁来巴黎。他们在塞夫勒待了几个月，住在他们的一个年轻朋友、意大利画家雷纳·帕雷斯暂借给他们的一间房子里。 孩子们也在塞夫勒学校上了学。这里的春天极美，四周一片葱绿，显得妩媚妖娆。但是穿着黑丧服的女人日渐增多，许多小学生成了无父的孤儿。 托洛茨基特地到饶勒斯①被害的克罗桑咖啡馆去了一趟，想看一看有没有他的遗迹。托洛茨基在政治观点上与饶勒斯相距甚远，但他不能不感受到这个正直而坚强的人的吸引力。饶勒斯的精神世界是由民族传统、形而上学的道德原则、对备受压迫者的爱和富有诗意的想象力等所构成的，具有鲜明的贵族特征，正如倍倍尔具有鲜明的平民特征一样。他们两人的价值都远远超过他们所留下的遗产。托洛茨基听过饶勒斯在巴黎人民会议、国际代表大会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每次都像是第一次听到似的那么令人注目。饶勒斯从不墨守成规，总是能重新显现自己，并挖掘自身的潜在的精神源泉。在他的像瀑布一样奔腾的力量之中，可以发现其中饱含有委婉和谦和，这反映在他的脸上，使人感觉到他的高尚精神和文化修养。饶勒斯和倍倍尔两个极端，同时也是第二国际的两个顶峰。托洛茨基热爱他们俩。倍倍尔是体力衰竭而死，而饶勒斯则殁于壮年。但他们都死逢其时。他们两人的死都标志着第二国际历史使命的结束。 ①饶勒斯（1859—1914）：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后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右翼领袖。改良主义者。1904年创办《人道报》，积极反对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被法国沙文主义分子杀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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