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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意味着明天将有一个米留科夫——克伦斯基内阁。”

　　“这样！那么以后呢？”

　　“以后——以后由我们组阁。”

　　“啊！”

　　这样的对话重复了不下数十次。几乎所有同托洛茨基谈话的人都把托洛茨基的话当作开玩笑。在一次有“最值得尊敬”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小型会议，托洛茨基宣读了一篇报告，论证在俄国革命的第二阶段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必要性。这个报告产生的效果，就如同一次石头砸进了挤满自负和迟钝的青蛙的水塘里。

　　在纽约各区先后召开了空前规模和热烈的群众大会。冬宫上空飘扬着红旗的消息到处都引起一阵兴奋的欢呼。不单是俄国移民，连他们的大多不懂俄语的孩子也来参加大会，分享革命带来的欢乐。

　　托洛茨基在家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可是家里的生活仍然十分丰富多彩。

　　妻子负责安排好这个小巢。孩子们也有了自己的新朋友。M医生的司机是他们最亲密的朋友。医生太太常带托洛茨基的妻子和孩子们乘车去兜风，对他们很亲切。可是她是一个凡人，而司机却是个魔术师，是个超人。他一挥手，汽车就听从他的摆布。跟他坐在一起是最大的幸福。当他们来到糖果点心店时，孩子们会扯着母亲的衣角，抱怨地问：

　　“为什么司机不进来？”

　　孩子们的适应能力是不可估量的。他们在维也纳大部分时间住在工人住宅区内，所以孩子们除了俄语和德语外，也能说一口地道的维也纳的方言。

　　在苏黎世的学校里他们又不得不改学苏黎世方言，因为苏黎世方言在那里是低年级教学语言，而德语是作为外国语来学的。到了巴黎，孩子们又一下子转向法语。仅仅几个月他们就完全掌握了它。看到他们能流利地用法语会话，托洛茨基常常很羡慕。他们在西班牙和那艘西班牙轮船上，总共度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也足以使他们掌握了许多最必需的词汇和成语。最后，他们到了纽约，他们在纽约的小学里上了两个月的课，又大致上掌握了英语。二月革命后，他们在彼得格勒的学校上了学。但是学校里生活不正常，因而外国语从他们记忆中消失得比他们掌握得还快。可是他们说的俄语带有一股外国腔。托洛茨基常常惊奇地发现，他们拼凑的俄语句子就像直接从法语翻译过来一样，然而他们已不会用法语来组织这个句子了。他们在国外的漂泊经历如同写在一张羊皮纸上①，就这样擦擦写写地铭刻在孩子们幼小的脑海中。

　　①古代和中世纪常在洗去和刮去原有文字的羊皮纸上反复书写。

　　当托洛茨基从报社打电话回家告诉妻子彼得堡发生革命的消息时，托洛茨基的小儿子正患着白喉，躺在床上。他当时才9岁，但是他已经坚信，革命就是大赦，就是可以回到俄国，就是许多别的好事。他一下子爬了起来，在床上又是蹦又是跳，欢庆革命的到来。看来他似乎是复原了。他们急于想乘第一班船回去。为护照和签证奔走于各个领事馆之间。动身之前，医生准许刚刚康复的孩子出去散散步。妻子同意他出去玩半个钟头，接着就忙于整理行装——她干这样的事已经不知多少次了！可是孩子没有回来。当时托洛茨基在编辑部上班。托洛茨基妻子心急如焚地等候了3个小时，终于等来了一个电话。先是一个陌生男人在说话，接着就是谢廖沙的声音：“我在这儿！”

　　“这儿”就是指纽约另一端的一个警察局。原来孩子想利用这第一次散步的机会弄清楚一个久久苦恼着他的问题：纽约到底有没有第一街，（他们当时好像是住在第一六四街）？他迷了路，就向路人打听，人家把他带到了警察局。幸好他记得他们家的电话号码。妻子和大儿子在一个小时内赶到警察局，那儿的人像等待盼望已久的客人一样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谢廖沙满脸通红，正在同一个警察下跳棋。警察们一起看着他，弄得他非常难为情，为了掩饰这种窘态，他和他的新朋友一起拼命地咀嚼暗黑色的美国口香糖。他到现在还记得在纽约住所的电话号码。

　　要说托洛茨基已了解纽约，这未免过于夸张。托洛茨基一到这里就投入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而且忙得不可开交。俄国革命又来得太快，托洛茨基只来得及捕捉这个名叫纽约的怪物的一般生活节律。当托洛茨基启程返回欧洲时，托洛茨基仅仅有朝那个将要煅造全人类命运的工场里瞥了一眼的感觉。他用以后他会有机会再来安慰自己。

　　2.哈里法克斯集中营

　　3月25日，托洛茨基来到俄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在这里，墙上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肖像虽已被取下，但笼罩着俄国旧行政当局的那种阴沉气氛还存在。经过一阵例行的拖延和争执以后，总领事总算命令发给托洛茨基返回俄国的护照。在英国驻纽约领事馆，托洛茨基填好问答或表格以后，他们对他说，英国方面对他的旅行不存在任何障碍。这样，一切就绪。

　　3月27日，托洛茨基同他的妻子、孩子，还有其他几位同胞一起登上挪威轮船“赫里斯季安纳峡湾号”。人们用鲜花和祝福欢送他们。他们正在去一个革命的国家，身边又有护照和签证。革命、鲜花和签证，在他们这些流浪者的心里像荡漾着一首和谐悦耳的乐曲。船到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受到了英国海军当局的检查，警官们对持美国、荷兰、丹麦和其他国家护照的旅客的检查只是例行公事，而对俄国人，则直截了当地问什么信仰和有什么政治计划等等。托洛茨基拒绝回答这些问题。“有关我个人身份的一切情况，你们可以了解，但是仅止于此，至于俄国的内部政治至少暂时还不是英国海军警察所管辖的范围。”

　　但是这并不妨碍宪兵队军官麦琴在几经盘问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向别的旅客打听托洛茨基的情况。后来这两位侦缉军官一口咬定托洛茨基是一个危险的社会主义分子。同其他幸运的不属于英国盟邦的国家的旅客相比，他们受到的检查十分无礼，这显然是对俄国革命者的歧视，因此，一些受到盘问的旅客就警察的这种行为当场向英国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托洛茨基没有这样做，因为这等于向魔鬼控告撒旦。然而，这时他们并没有预料到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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