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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当托洛茨基被带出集中营时,俘虏营中的难友们为托洛茨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这时,除了军官们躲在隔间里,少数人鼻子伸在夹缝里向外张望以外,水兵们和工人们列队站在托洛茨基行走的通道两侧,一个临时组成的乐队演奏了革命进行曲,一只只友谊的手从各个方向伸向托洛茨基。一位俘虏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赞颂俄国革命,诅咒德国君主制。直到现在,每当托洛茨基回忆起战争最激烈的时刻,托洛茨基在亚默斯同德国水兵在一起友好相处的情景,心里总感到非常激动。以后几年托洛茨基常常收到他们从德国给他寄来的充满友好情谊的信件。

  逮捕托洛茨基的英国宪兵军官麦琴在托洛茨基离港时也来了。临别时,托洛茨基警告说,他出席立宪会议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外交部长米留科夫就加拿大英国警察对俄国公民的野蛮虐待行为提出质询。

  “但愿您永远进不了立宪会议。”这位狡猾的宪兵随即回答道。

  第十五章 回到彼得格勒

  1.水兵马尔金

  从加拿大的哈里法克斯到彼得格勒,一路上十分单调,像过一条隧道;实际上这也确实是一条隧道——革命的隧道。

  到达别卢斯特洛夫车站时,他们受到了一个由国际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的欢迎。孟什维克没有派人来,甚至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马尔托夫等)也没有派人来。

  在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布尔什维克代表费奥多罗夫和托洛茨基的老朋友乌里茨基先后讲了话,托洛茨基致了答词,谈到了进行第二次革命的问题。当人们骤然用手臂将他抬起时,他一下子想到了在哈里法克斯被英国海军武力挟持前往集中营时的同样经历,不过这次是朋友们的手臂,四周是旗帜的海洋。托洛茨基看到了妻子兴奋的表情,而孩子们脸色苍白,神色惊慌,他们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车站欢迎仪式一结束,托洛茨基就仿佛掉入一个漩涡之中。他记得自己是从车站直接去苏维埃执委会参加会议的。当时的常任主任齐赫泽冷冰冰地迎接了他。布尔什维克凭着他在1905年担任过苏维埃主席的经历,建议立即吸收他参加执委会,这一来引起了一阵混乱。孟什维克同民粹派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当时,他们在革命各部门占据绝对优势。经过讨论,执委会通过托洛茨基作为无表决权成员列席会议。

  在彼得格勒街头,孩子们听着人们用俄语说话,看着街头商店门前的俄文招牌,感到十分惊奇,就连托洛茨基和妻子也都感到陌生和不习惯。要知道,他们离开俄国整整10年了,那时候他们的大孩子才一岁多一点,而小的则是到了维也纳才出生的。

  托洛茨基同妻子带着孩子在“基辅旅社”的一间房子里安下身来,就连这间房子还是花了不少精力几经周折才弄来的。刚安顿下来的第二天,一个衣着华丽的青年官员来拜访了托洛茨基。

  “不认识了?”

  托洛茨基认不出他来。

  “我是洛吉诺夫。”

  这时,托洛茨基由这位盛装的官员想起了1905年的那个青年锻工。他曾是一个战斗组织的成员,在人行道的铁栏杆边同警察展开过搏斗,并怀着年轻人的满腔热忱一直追随着托洛茨基。1905年以后他就不知去向。现在托洛茨基才知道,原来他并不是无产者洛吉诺夫,而是一个出身富裕家庭的理工大学生谢列勃罗夫斯基,但他年轻时就已经被工人群众同化了。反动时期,他成了一名工程师,脱离了革命;战争期间,他是彼得格勒两家最大工厂的政府总监。二月革命稍稍震动了他,使他回忆起过去。他从报纸上得知托洛茨基回国的消息,因而,来到这里,热情地邀请托洛茨基住到他家去,并且立刻就去。托洛茨基略事犹豫,就同意了。谢列勃罗夫斯基和他的年轻的妻子住的是一幢很宽敞、很豪华的专供总监居住的楼房。他们没有孩子。家里一切都是现代的。在半饥半饱、破败不堪的彼得格勒,托洛茨基住在这里仿佛生活在天堂中。但是,谈话一涉及到政治领域,情况就发生了急剧变化。

  原来,谢列勃罗夫斯基是一个“护国主义者”,而且对布尔什维克非常仇视,甚至还认为列宁是一个德国间谍。他一开始就遭到托洛茨基的坚决抵制,以后变得谨慎许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觉得继续与他们共同生活已属不可能。托洛茨基一家离开了好客但对他们来说是异己分子的主人,回到了“基辅旅馆”的那间房间里。在这以后,谢列勃罗夫斯基还再一次地邀请托洛茨基的孩子们去他家做客,让他们就着果酱喝茶;孩子们感激地把列宁在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讲给他听。两个小家伙对谈话和果酱都很满意,小脸由于兴奋胀得绯红。

  “可是,要知道,列宁是德国的奸细。”主人对他们说。

  “这是什么话?是谁说的?”孩子们立即推开果酱茶,站起身来。

  “哼,说这话的肯定是坏蛋。”托洛茨基的大儿子断言。他再找不到别的合适的词汇了。这下轮到主人发火了。于是他们的交往到此结束。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托洛茨基吸收谢列勃罗夫斯基参加了苏维埃的工作。跟许多人一样,为苏维埃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就加入了党。现在他是斯大林的中央委员会成员,那个政权的骨干之一。如果说1905年他被误认为是一个无产者,那么现在他被误认为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就更容易了。

  7月事变以后,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和谩骂充斥在首都的街头巷尾。托洛茨基被克伦斯基临时政府逮捕,在从国外流亡回来的两个月后又一次地被投入那熟悉的“十字监狱”。他想,加拿大亚默斯集中营的那位莫里斯上校在晨报上读到这条消息时一定感到十分称心,而且有这样感觉的决不止他一个人。可是孩子们愤愤不平。他们责问母亲,如果说在那儿,他们把爸爸送进集中营,而在这里,又把他送进监狱,那么这算是什么革命呢?妈妈说他们说得有理,告诉他们这还不是真正的革命。可是怀疑主义的苦水已经潜入孩子们的心头。

  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监狱里释放出来以后,托洛茨基一家在一个自由派记者——一个有钱的寡妇的一幢宽敞豪华的住宅里租了一个小套间。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全力以赴的进行着。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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