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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因为几天来过于激动和疲乏，我们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11点才醒。没有电话，四周静悄悄的。知道我们还有两天才动身，大媳妇上班去了。不过，我们刚刚吃过早饭，门铃就响了，进来的是别洛勃罗多娃，接着越飞的妻子也来了。过不久，门铃又响了，这回进来一大批穿便服和穿军装的克格勃特务，一下子把整个房子挤得水泄不通。他们给列·达出示了逮捕证，宣布立即将他押往阿拉木图。可是，昨天克格勃不是说推迟两天吗？原来又是一个骗局！这是为了在我们出发时不再发生游行而玩弄的一个诡计！电话铃不停地响着，但电话机旁站着一个特务，很有礼貌地制止我们接电话。稍后，我们利用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得以转告别洛勃罗多夫，说我们家已被特务们占据，我们将被强行押走。我们后来知道，这次押送列·达的“政治领导”可能是布哈林，这是完全符合斯大林的一贯手法的……

　　特务们显然很激动。他拒绝自愿启程，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弄清事情真相。政治局力图制造假象，仿佛最重要的反对派的流放都是自觉自愿的。他们就是这样向工人描述我们的流放。必须让人们知道事实真相，打破这种神话，使他们既不能隐瞒，也不能歪曲。列·达决定迫使敌人公开使用暴力。我们把自己和两位客人锁在自己房间里，隔着房门同克格勃特务进行了谈判。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好，犹豫了一阵，就打电话向他们的上级报告，得到指示后，向我们宣布，为了执行命令，他们将砸门。列·达利用这个时间口述了对反对派进一步行动的指示。我们没有开门。传来槌击的声音，门上的玻璃被敲碎，伸进来一只翻起军服的手臂。

　　“打死我吧，托洛茨基同志，开枪打死我吧！”曾多次跟他巡视前线的军官基什金激动地再三恳求道。

　　“不要说胡话，基什金，没有人会朝你开枪，干你的事吧！”列·达平静地回答道。

　　2.武装押送

　　门被打开了，人群激动和慌乱地涌进来。他们看见列·达穿着拖鞋，于是就找来他的皮靴，并给他套上；又找来皮衣、皮帽……都给他穿好、戴好。但列·达仍然拒绝上路。

　　于是他们就架起他来。我赶忙穿上皮袄和高统套靴，跟着他们跑出去……门在我身后碰地一声关上；门后一阵骚乱声。我朝拖列·达下楼的特务大声喊，叫他们把儿子放出来：大儿子还要跟我们去流放呢。门打开了，孩子们和两位客人——别洛勃罗多娃和越飞的妻子——跑了出来。他们是奋力冲出来的。谢廖沙用运动员的架势冲在最前头；廖瓦下楼时挨家挨户地敲门，大声喊道：

　　“他们把托洛茨基同志带走了！”

　　楼梯口和每家门里伸出一张张面露惧色的脸孔。这幢楼里住的都是苏维埃的高级干部。汽车里塞得满满的，谢廖沙好不容易才挤进来。别洛勃罗多娃也跟我们一起上了车。

　　汽车沿着莫斯科街道急驶。天气很冷。谢廖沙没戴帽子，临行时慌急中没顾上拿。大家都没穿套鞋，没戴手套，也没带一只箱子，甚至连手提包都没来得及拿。大家都是空手。汽车没有把我们带到喀山车站，而是开向另一个方向——原来是去雅罗斯拉夫车站。谢廖沙想跳出汽车跑到嫂嫂工作单位，把我们被带走的消息告诉她。特务们紧紧抓住谢廖沙的手，希望列·达不要让他跳车。我们来到空无一人的车站。特务们又像出门时那样架住他的两臂。廖瓦对几个铁路工人喊道：

　　“同志们，看吧，他们要架走托洛茨基同志！”

　　一个曾经陪同托洛茨基一起打过猎的克格勃特务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瞧你这个小矮个儿！”他凶狠地喝道。

　　谢廖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随即给他一耳光作为回报。我们被送进车厢。我们的包间的窗前和门口都站着看守。其余的包间里坐的全是特务。火车开往何处？我们一无所知。身边一样行李都没有。机车就牵引我们这一节车厢启动了。当时是下午2点钟。

　　我们发觉我们正绕道前往一个小站，从那儿挂上一列从莫斯科喀山车站开出的邮车，前往塔什干。5点钟时，我们同别洛勃罗多娃和谢廖沙告别，他们应当乘一列逆行列车返回莫斯科。我们的列车继续往前行。我又发烧了，列·达倒很振作，甚至看上去很快活。局面已经确定；总的气氛是平静的。押解人员殷勤而又有礼貌。有人通告我们，说我们的行李将跟随下一趟车运来，在伏龙芝（即这条铁路的终点）交给我们。也就是说要等到9天以后。我们既无换洗的衬衣又无书籍。我们两手空空地坐在车厢里，就像是在市内乘车一样。

　　晚上，我们头枕着胳膊躺在长凳上打一会儿盹。每个包间的门都半开着，门口站着看守。

　　离莫斯科越远，押送人员对我们越客气。在萨马拉，他们替我们买了换洗的衬衣、肥皂、牙粉和牙刷等。我们同看守的伙食都是他们从车站餐厅买来的。列·达过去总得严格地按医生规定进食，现在他把给他的那一份津津有味地吃得精光，这使我和廖瓦很高兴。我看着他，既惊喜，又为他担心。我们把在萨马拉替我们买的东西起了一些特别的名字：如管毛巾叫明仁斯基①，管短袜叫雅戈达（明仁斯基的助手）等等。用这些名字称呼东西很能使人发笑。积雪使火车一再晚点。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日复一日地深入中亚地区。

　　①当时的克格勃首脑。

　　旅行的第十天，我们于清晨抵达伏龙芝（即皮什佩克），这是铁路线的最后一站。天寒地冻，皑皑白雪在阳光照射下，刺人眼目。他们给我们拿来了毡靴和不挂面羊皮袄。

　　我被衣服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仍然感觉很冷。大客车在被汽车压结实的雪地里吱吱嘎嘎地爬行；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就这样，走了约30里，车子停下了。暮色已经降临。我们仿佛进入了一片一望无际的雪原之中。两个押解人员（他们总数大约12～15人）走到我们眼前，对宿营地过于“简陋”表示歉意。我们好不容易下了车，黑暗中摸到一个邮政所的低矮的小门。我们走了进去，脱掉棉袄，感到一阵轻松。但是这间茅屋里没有生火，非常冷。几扇小窗上布满了冰霜。屋角有一个俄罗斯大火炉，可惜摸上去“冷若冰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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