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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那些理论的悲剧性就在于它无法变成创造性的理论，无法把毁灭掉的东西熔铸为另一种东西。斯塔夫罗金的死气沉沉，是一位天才理论家思想僵化的结果，因为他发现他不能使破坏的思想上升为创造的思想，不能把破坏的意志同创造的热情真正等同起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涅恰耶夫的艺术形象作了讽刺性描写。由于十分了解讽刺的毁灭性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心使用这一武器去惩罚“人民惩治会”的组织者。他用冷嘲热讽来贬低这一形象，通过漫画式的讽刺描写使这个人物无权博得同时代人的赞扬和青年们的崇拜。他竭力对这位党同伐异者加以揶揄挖苦，使他名誉扫地，通过描写他那些卑劣荒唐而又滑稽可笑的行为，来诋毁这位领导者的“英雄气度”，这位活动家的“宏伟气魄”果然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效果：那个曾以自己的可悲性格和顽强意志使同时代人惊叹不已的历史活动家，在小说中被描绘成一个卑鄙无耻和微不足道的势利小人。艺术家的讽刺目的达到了，但那个具有非凡力量的历史人物却未能得到小说家全面和广泛的描写，未能得到艺术和哲学上的概括。他在小说里的名字叫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韦尔霍文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反虚无主义的长篇小说中，还广泛使用了文学上的讽刺性摹拟手法，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通过“大作家”卡尔马津诺夫对屠格涅夫所作的讽刺性描写上。借助这个人物形象，《群魔》作者表达了一种看法，即认为屠格涅夫是一位极端的西欧主义者、虚无主义者，是他们“共同的俄国事业”的敌人。这种看法还明显地表现在他在这个时期撰写的保守主义的政论文章中。在小说中，屠格涅夫作为一位艺术家，他的性格受到无情的揭露，他十分痛心地感觉到了这幅调整漫画的政治锋芒：“陀思妥耶夫斯基竟使用了比讽刺性摹拟更为恶劣的手法，他通过卡尔马津诺夫把我描写成涅恰耶夫分子的秘密支持者。”《群魔》带有十分明显的政治诽谤色彩。

　　《群魔》是一部诋毁革命运动的作品，其任务是摧毁革命的运动及其“父”与“子”——40年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60年代的实践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力图维护俄国的君主制，并猛烈抨击各种破坏和威胁君主制的力量。

　　尽管小说中充满暴露的热情，但小说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60年代和70年代之交的一系列极其重大的革命历史现象，并未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意。第一国际俄国分部的建立，各个工人社会主义联盟的成立，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运动——所有这一切都未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论作品和创作中得到应有的反映。

　　由于对当时革命运动的主流怀着冷嘲热讽的愤激情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所反映的主要是一些无关宏旨的，甚而是次要的现象。他针贬抨击的只是俄国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反抗性和涅恰耶夫分子的过火行为。作为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重大主题所采取的这种态度，必然使他遭到失败，并导致他的政治意图的破产。

　　但由于小说家本人年轻时曾向往过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看来他并没有始终坚持他所采取的暴露笔调，在小说的末尾，他竟让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得到一个幡然醒悟的“光荣结局”，而作家通过斯塔夫罗金对巴枯宁所做的讽刺性描写，也是一种败笔，因为斯塔夫罗金在小说中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严肃性和重要性，到后来甚至引起了作者的深切同情和几近尊敬的关注。在巴黎公社问题上，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它进行了批评和指责，但他并没有和那些对公社持否定和诽谤态度的极右翼沆瀣一气。

　　他所描写的涅恰耶夫分子，在多数情况下往往具有生气勃勃和讨人喜爱的特点。同小说的基本战斗倾向形成明显矛盾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借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之口表达了对青年一代的好感。在研究《群魔》的时候，既要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解放运动所作的种种辛辣讽刺，同时也不能避而不谈作家想通过“弑君者”卡拉科佐夫去理解革命一代的愿望。

　　1872年12月，长篇小说《群魔》在《俄国导报》上刊载完毕，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批评和非议。杂志创办者和社会活动家们一致谴责他完全加入了“卡特科夫的大合唱”，谴责《死鱼手记》的作者竟然转而去写新型的反虚无主义的小说。人们把它和当时轰动一时的反动长篇小说《结仇》联系起来，指责它过分近似于涅恰耶夫案件的审判纪录。

　　不过，几乎所有对《群魔》持否定态度的人，都把其中的几个主人公同这部作品中其他众多的人物区别开来，甚至认为这几个主人公写得相当出色。例如，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就博得人们一致的好评，被认为是一个“在艺术的真实性方面十分接近奥涅金·别尔托夫·奥布洛莫夫的栩栩如生的人物”

　　就连那位严厉谴责陀思妥耶夫斯基转向的民粹派著名理论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也承认这部新小说中的许多人物是“成功的”，甚而是“非常出色的”。

　　米哈伊洛夫斯基认为作者选择了那种对他来说是陌生的题材——19世纪的俄国革命运动，并把那些“荒唐可笑的思想”传给自己的主人公，这就注定他要走向失败。

　　由此就产生了他作品中一些主要人物形象如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沙托夫的模糊不清，由此也就产生了整个作品主题思想的不可理解，群魔——似乎是指那些丧失了区分善与恶的能力的人。米哈伊洛夫斯基认为应当把毁灭性的讽刺锋芒指向现实生活中那些真正凶恶的魔鬼——令人可怕的聚敛财富者，银行家和股东，工厂主和交易所经纪人，各种类型的资本家，无论如何也不应当指向“心灵如水晶一般纯洁而又坚硬”的富于积极主动精神的先进战士。

　　在早期评论《群魔》的文章中，这几乎是最好的一篇。

　　对青年的讽刺性描写，希加廖夫的理论，基里洛夫工程师的发疯，沙托夫的狂躁——所有这一切并不是社会的图画，是在强烈的照明装置下进行的攻讦和讽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忧郁诗神驱使着人们摆脱人的形象，冷酷无情地扯断了人们希望的翅膀并强行把人的思想感情填充在个人痛苦的徒然的孤寂之中”。但是较之许多文质彬彬和众所公认的作家们，评论家宁愿推崇“这位生硬的、笨拙的、带有偏见的，或多或少有罪但仍不失为天才的作家”，他的确配得上“莎士比亚的学生”这一称号。当时有一位评论家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不仅应当使他和第一流的俄国艺术家并驾齐驱，而且应当把他归入本世纪欧洲最伟大的天才之列。”这种评价在当时还是有所保留的。而列宁虽然对《群魔》采取否定态度，但他却说在这部小说里，切不可忘记小说中所反映的事件不仅与谢·涅恰耶夫有关，而且与米·巴枯宁的活动有关。

　　陀思妥耶斯基的这部作品，直到今天仍有争议，我们为他写出这种歪曲革命的作品感到遗憾，可仔细想来，这是和他思想发展历程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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