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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把我关起来，这倒是件好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跟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谈话时诙谐地说，“要不然，我未必有时间重温这部杰作很久以前留给我的那种美妙的印象！”安娜带着“别人的问候”来探望他，迈科夫也来了，然后是弗谢沃洛德·索洛维约夫。

　　他喜欢和这些初出茅庐的作家谈论严肃而重要的问题。

　　他回忆起西伯利亚的苦役生活，不断发挥他最喜爱的关于适应性的理论：死水一潭的生活的突变，往往会使一个误入歧途的人得到拯救：“西伯利亚和服苦役——这对我真是莫大的幸福！亲爱的，我在那里了解了自己，了解了基督，了解了俄国人，并感到我自己就是一个俄国人，是俄国人民中间的一分子。我的一切最好的想法都是从那个时候钻进我头脑中来的，现在它们只是又重新回来了而已，而且还不十分明确，咳，可惜您没有被流放过。”

　　第三天中午，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释放出来，在回家的路上顺便到儿童玩具商店去了一趟。

　　1874年4月22日，《公民》上刊登了一项特别声明，称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健康原因辞去编辑职务，“但只要有可能，他还会经常参加编辑部的工作。”

　　的确，直到70年代末，他仍不断在《公民》上发表一些短小的匿名文章，但他从未回到那里从事经常性的编辑工作。他永远摆脱了那个令人窒息的环境，现在他很想根据《大罪人传》的写作提纲，撰写一部新的大部头长篇小说。

　　1874年4月，涅克拉索夫拜访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建议他为下一年的《祖国纪事》写一部长篇，并答应按每一印张250卢布付给稿酬，这要比小说家通常的稿酬标准150卢布高得多。他们认为，刊登俄国最有声望的作家之一的作品于他们的刊物是相宜的，另外，他们希望借此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近进步文学界，使他将来能脱离《俄国导报》和《公民》杂志。

　　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马上答复涅克拉索夫，因为他一直是《俄国导报》的撰稿人，他要问清《俄国导报》的下一年稿件是否已组齐。他去了一趟莫斯科，他获悉《俄国导报》下一年已接受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稿子，但他仍迟迟没有答复涅克拉索夫，主要原因是他怕同他们思想发生分歧，再者60年代初，他主编《时报》杂志时曾和涅克拉索夫等主编的《现代人》展开过激烈论战。过了半年之后，他才终于同意涅克拉索夫的建议。

　　《祖国纪事》杂志从1875年第一期开始刊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少年》，副标题是《一个青年人的手记》。

　　187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访问彼得堡监狱的少年罪犯管教所，搜集有关流落街头的少年儿童的心理状态的材料。俄国社会生活始终不渝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引起强烈反响。他在《作家日记》中对当时发生的一些悲惨案件做过广泛的分析，并把那些案件，特别是对一些残酷虐待儿童的事件以及某些著名律师在为折磨儿童者进行辩护时所使用的油滑手法，进行了愤怒的批驳。

　　从70年代中期可以看出，《群魔》的作者在长篇小说形式方面碰到了危机。在《少年》中，更能看出他正在探索描写当代现实生活的新途径，这种探索是大胆的和危险的，他不再以刑事案件作为中心情节，明显地减弱了主要情节线索的意义，而是在读者面前提出一大堆难题，让读者自己去对他笔下的主人公作出解释。他曾经是女性肖像描写的圣手，这次仿佛故意不把她们作淋漓尽致的描写。小说仿佛消溶在事件的急剧更替中，使得读者难以看清作者主要构思的轮廓，谢德林说这是一部“疯狂的小说”，至于屠格涅夫，则严厉指责它“杂乱无章”。

　　批评界指出，这位杰出作家并不理解“年轻的俄国”的意向和愿望。社会舆论对下面一个事实感到震惊：这位曾写出过《穷人》和《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的作家，竟挺身而出去维护俄国贵族阶层，他似乎把俄国贵族看成世界文化优秀遗产的唯一体现者。

　　不过这部小说描写的并不是贵族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而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家庭历史。按体裁说，它是一部教育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竭力表明，培养和教育少年主人公阿尔卡基的既不是学校，也不是老师，而是生活本身以及生活中所有骇人听闻的阴暗面，但这颗天生高贵的心灵并没有屈服于那些阴暗面，他为自己开拓了一条通向明确的世界观和富有成效的社会活动的道路，作者采用了自传这种形式来写这部小说。

　　年轻的地主韦尔西洛夫丧偶以后，回到自己的庄园。他的家奴中有个上了年纪的园丁，叫马卡尔·多尔戈鲁基，是个笃信宗教的人和讲故事的能手。他不久前娶了一个年方十八的漂亮姑娘索尼娅为妻，她也是一个女仆，父母双亡，稍微认得几个字。她立即就被回到庄园的地主老爷看上了，于是她立即抛开自己合法的丈夫，投入地主老爷的怀抱，就这样生活了一辈子。

　　他们同居后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阿尔卡基，被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多尔戈鲁基正式收为义子，实际上是一个“私生子”。这件事情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它成了他那隐秘的内心悲剧的根源。这种由社会造成的危害性对他发生了影响，甚至使他产生了种种奇怪的想法。但他仍竭力追求合乎理性的和有一定目的性的生活。

　　他有两个暗中教育者；一个是父亲——40年代著名的贵族宣传家，另一个是民间香客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一个是生身父亲，一个是他的义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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