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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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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进牢房后，约瑟夫设法从监狱里传出一张纸条，向党报告了被捕的情况： 〈原文〉8月4日星期六半夜12点，我正要上床睡觉，就被捕了。警察挥舞着手枪，从后面抓住我，使我无法动弹。星期六中午，他们已经在这所房子里抓走了一个人，搜出26本书，4颗手榴弹，一支军用左轮和若干子弹。他们说这些东西是我的。我在狱中受到拷打，不许医生给我看病。我从8月4日起绝食，十分虚弱。 其他人也遭毒打。没有人敢从外边给我们送饭来。他们从我身上搜得一些纸条，威胁要处死我，还说要把我送到贝尔格莱德的格拉沃尼亚察。我宁死也不……望另设他法。M说他将尽力而为。再见吧，同志们！ 这张纸条曾被转到共产国际，经南共书记戈尔基奇改动后，登在《国际新闻通讯》上，标题是《地狱般的南斯拉夫监狱里传出的呼声》。 警察共抓了15个人，其中还有一名工人，也是经常到葡萄街46号去睡觉的。约瑟夫在拘留所关了3个月。长时间不审理，加之狱警虐待，迫使约瑟夫绝食，要求早日审理本案。他的要求得到了答复，法庭宣布立刻审理本案。 在同案中被起诉的共有6人，都是与葡萄街46号发生过联系的人。 3.不屈的共产党人 开庭审理约瑟夫·布罗兹是在1928年11月6日。有关这次案件记录的材料基本都保存下来了。1945年4月，南人民军第9军解放了萨格勒布，在皇家大理院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一案件的全部卷宗。 在关于铁托的众多传记作品中，对这一案件资料的引用都是极为详尽的。 一家右翼报纸《新闻报》报道： “昨天萨格勒布法庭的小厅内挤满了人，一方面，被告企图说明全部案件是警察虚构的。主要被告对法庭说，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什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等等；另一方面，青年工人和学生对这次审问特别感兴趣，他们拼命往审判厅挤，直到水泄不通。他们是些留着长发或梳着短发的男女青年，有的是福音会的信徒，有的是被告的熟人。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案件从不理会，而专门出席这种带有煽动性的国际救世主的案件”。 正如这张报纸报道的，被告都否认自己的共产党人身份。不但这次是这样，过去所有被捕的共产党人案件都是这样。约瑟夫·布罗兹这次决心堂堂正正地在法庭上与敌人斗一斗。 《新闻报》11月8日继续报道： “……约瑟夫·布罗兹被带到庭上。毫无疑问，他是这次审讯中最使人感兴趣的一个。他的面孔使人想起钢铁，他的目光炯炯，冷酷而有力。……整个审讯过程，法庭上寂静无声。” 《新闻报》记载当时的情形： 首席法官问约瑟夫是否承认有罪。他回答： “根据起诉书我是有罪的，但实际上我是无罪的。我承认我是非法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名党员，我承认我曾经宣传过共产主义。我向无产者指出过对他们的一切不义行为。但是我不承认资产阶级法庭，因为我认为，我只对我们党负责。” 法官：“你知不知道国家保卫法？” 布罗兹：“是的，我听说过这个法律，但是我没有读过它，对它不感兴趣！” 法官：“这个法律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你知道吗？” 布罗兹：“知道。不过它只是临时法而已。” 法官：“但它目前仍然有效，国家通过这部法律来反对你们共产党人，人民用它来保卫自己，反对你们的破坏行为。” 布罗兹：“可是这条法律并不是人民通过的。这是一个阶级用来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法律，一部必将被扫除的法律。” 法官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是有关在他寓所搜出了炸弹和共产党书籍的事。 布罗兹作了如下陈述： 1928年6月，我向博日契科维奇租了一间房子，一方面我自己用，另一方面也给别的同志们用。我在那里住过3—4晚，也安排过一些人住在那里，他们的姓名我不会说。搜出来的书籍我知道，那是同志们带去的，他们的名字我也不会说。无论这些书是否确是在这间房子里搜出来的，我仍愿意承认有过此事。但是，我不相信在这间房搜出了炸弹。我没有带过它们，从未见过。很可能是警察自己放在那里的。 我和我的同志们没有做过这件事。它同我们无关。……送书的事倒是常有，我负责分配这些材料。” 法官：“你的笔记本里有R125B，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传递书籍用的代号。我承认，被发现的书只是我们传布的一部分……” 国家检察官：“26.1、80.1是什么意思？” 布罗兹：“这是《列宁主义基础》一书的代号。这本书传播得很广，可是我不知道它的来处。” 法官：“在你房内发现了炸弹，这难道是巧合吗？” 布罗兹：“6·20事件（枪杀拉迪奇）之后，当局必须找到替罪羊。据我看，这些炸弹就是警察放的。对这一套，我早有经验，他们打死了3名工人，然后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炸弹和武器也是这套把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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