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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他们还被关在单人房间里。为了实现几个人合住的要求,4个人曾进行了长达10天的绝食,但狱方没有让步。

  约瑟夫同样被关在单人房间里。但他终于想法与原来的4个同志联系上了。约瑟夫与大家商定,大家团结一致,持续不断地提出抗议,迫使狱方接受条件。

  通过斗争,没过一个月,狱方答应了5人合住的要求。

  他们合住后,立即组织了起来。

  这里政治犯人不多,与外界的联系也很困难。组织起来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自我教育和学习。

  这里生活条件很糟:伙食差得难以下咽,房子里没有取暖设备,没有灯,臭虫多得吓人,而且没有法子捕捉、消灭。

  在此与约瑟夫一起服役的乔拉科维奇回忆说,那时的约瑟夫,形容消瘦,面无血色,一身囚衣,看上去活像个苦行僧。乔拉科维奇说,约瑟夫很少笑出声来,但不笑则已,一笑纵情。

  乔拉科维奇说,那时他们也有欢乐的时刻:围坐在一个想方设法才弄到的旧铁火炉四周,大家合抽一支香烟,自称是“资产阶级”;有时,布罗兹大谈布尔什维克革命——这是犯人得意的话题。有些夜晚他们组织晚会,先唱国际歌,接着唱其他革命歌曲,最后则哼起小调,开始还算柔和,最后是扯开嗓子大喊,直到警察前来干涉为止。

  1933年11月的一天,约瑟夫得到了服刑期满的通知。

  约瑟夫服刑期间,南斯拉夫政治进入了最黑暗时期。这时,不满的已不只是共产党人。1932年12月7日,农民民主联盟包括马切克在内的9名领导成员在萨格勒布开会,对时局进行了分析,并起草了《五点声明》,谴责1929年1月6日的独裁统治。

  约瑟夫离开马里博尔监狱之后,实际并没有被立即释放。他又被送往奥古林。当局通知他,他还需在此服刑3个月。3个月后,他被释放。但警察告诉他,他必须回到老家库姆罗维茨去,而且永远不许离开那里,每天还须向乡主席报到。

  约瑟夫于1934年3月底回到了家乡。回乡之前,他做了一身新装。他径直回到了家里,约瑟夫得知,他的兄弟德拉古丁·卡罗不久前刚刚死去。

  当天,他向乡主席报了到。乡主席叫约瑟夫·朱拉克,与他从小就认识。约瑟夫一进乡主席的办公室,门就给关上了。乡主席首先对约瑟夫·布罗兹在法庭和狱中的杰出表现表示祝贺。这使布罗兹大吃一惊。

  随后,乡主席告诉布罗兹,他用不着天天前来报到。

  约瑟夫在库罗姆维茨呆了几天之后,就去了斯洛文尼亚他外祖父家。他曾在那里度过了愉快的童年。

  4月底,约瑟夫离开家乡。约瑟夫从家乡消失后警方立即发出逮捕令。

  他去了萨克勒布。他化了装,把胡子刮了个精光,头发改变了颜色。一副金边眼镜,一身讲究的衣服,叫人看上去已不是原来的约瑟夫了。起初,他用“罗迪”这个名字,但因有同名者,遂又改为铁托。铁托这个名字在约瑟夫的故乡多被采用。铁托·勃莱卓伐茨基就是100年前果扎烈出来的著名作家,克罗地亚的伟大作家山道尔·热拉斯基的父亲也叫铁托。

  到达萨格勒布后,铁托很快便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重要的是他在法庭及狱中的表现得到承认:他被选为省委委员。

  铁托进入省委之后,省委决定派他到维也纳去一趟,与中央建立正常联系的渠道。

  铁托很快与中央接上了头,他见到了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当时,中央书记是米兰·高尔基奇。他不到30岁,高大的身材,体格强健。见铁托到来,高尔基奇和其他中委很快将他围起来,犹如蜜蜂见到了蜂蜜。显然,他们迫切想知道南斯拉夫国内局势及党组织的状况。铁托详尽地向他们说明了一切。普通党员对党中央设在国外的意见,对中央委员会派回的人不断遭到逮捕、使国内组织受到破坏的意见,铁托也直截了当地讲了出来。

  汇报之后,铁托接受了返回南斯拉夫组织召开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党代表大会并筹备南斯拉夫党代表会议的任务。在维也纳,他给萨格勒布省委会写了到中央来的工作汇报,并将他被选为中央委员的消息告诉了省委。

  铁托返回萨格勒布后,即着手组织克罗地亚及斯洛文尼亚党代会。克罗地亚的党代会按照中央要求的时限召开。过后,铁托向中央报告了会议情况,说代表们对代表大会印象特别深刻。但会议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以致资料准备不齐,代表们“毫无准备”

  而不能很好地发表意见。他说克罗地亚省委会将在实际工作中弥补这些缺陷。

  铁托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斯洛文尼亚党代会的组织工作上。会前铁托首先改组了省委会。

  代表会议于1934年9月15日至17日,在斯洛文尼亚主教罗兹曼建在卢布尔雅那以北8英里梅德伏德的避暑别墅里举行。

  参加会议的共30名代表。代表们在别墅里吃住,主教的兄弟把丰盛的饭菜摆在饭厅里,桌子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杯子晶莹透亮,上等的瓷碟上印有主教的纹章。他是因为与哥哥不和,被哥哥从城里赶到这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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